稻作文化在贵州——基于传播途径的实证研究

通过以地名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为基础,详细地考察稻作文化在贵州的传播过程。贵州的稻作文化来自湖南常德澧水下游的稻作遗址群,主要传播途径是沅江、潕水和舞阳河。"且兰"国是贵州稻作文化传播的第一站,其都邑位于黄平县旧州镇天官寨大坝子,苗族族属,从事湿地原始稻作,与湖南常德澧水下游的稻作遗址群一脉相承。文章首次破译了"且兰"的苗语含义,实证出贵州稻作文化传自湖南。"夜郎"国是贵州稻作文化传播的第二站,由湖南迁来的苗族与贵州西部的古越族共同创建,"夜郎"(yelang)为"yina"之音转,本义即"神圣稻国"。其都邑位置学界已有几种学说,但笔者现在又提出一个新学说———"夜郎都邑望谟说"。文章认为,"夜郎"国都邑位于望谟县城所在的望谟坝子,蔗香河是其门户,直通北盘江、南盘江与红水河汇合处。"夜郎"国控制着水路交通要道,是西南地区稻作文化的中转站。经其中转,稻作文化继续传往广西西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越南的"东山文化"与"夜郎文化"密切相关。

《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与价值重估

从书写是“人”“地”关系建构的重要方式看,《洛阳伽蓝记》可谓杨衒之抒发北魏洛阳“恋地情结”所促成的“恋地书写”的审美结晶。北魏洛阳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塑造正统而营建的都城,与杨衒之所秉持的华夏正统价值观念和以都城为核心的天下观念内在契合,从而赢得他的深度认同。因此,杨衒之在洛阳为官生活期间,在都城空间对他产生情感激发和他主动感知洛阳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洛阳形成了深挚的情感关联。当北魏灭亡后杨衒之重返故都遍览洛阳丘墟时,这种情感关联跃升为“恋地情结”。在抒发“恋地情结”和载录故都辉煌历史意识的共同促使下,杨衒之采用“记”体与“合本子注”体例相结合的书写形式,将人文地理性书写、情感书写与生存经验书写等有机融入《洛阳伽蓝记》中。《洛阳伽蓝记》通过全景式再现北魏洛阳,保存了都城规建、佛教传播、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学艺术等足以补证史书的珍贵史料,同时自身也因诗情、赋笔与史识的结合而成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作,从而展现出多元敞开的价值。

《说郛》本《洛阳伽蓝记》的版本价值

《说郛》所收《洛阳伽蓝记》的版本价值未能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明汲古阁六十卷本《说郛》,多处异文可纠涵芬楼本《说郛》讹误。《说郛》本《洛阳伽蓝记》在其版本系统中应有一定的地位。

城随境迁:佛教影响下的北魏洛阳城市变迁

洛阳是北魏后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467—499)迁洛,至永熙三年(534)孝静帝(524—552)迁邺,北魏都洛凡41年。在这41年间,其城市面貌因受佛教扩张的影响,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历史变迁。洛阳从迁都初期寥廓的汉晋遗留之都,逐渐发展成宣武、孝明帝时期(510—528)寺塔林立的繁华都市。其城市空间日益拥挤,给都城管理也带来了压力。京邑面貌的变迁过程体现出了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并留意的。

《洛阳伽蓝记》几小类复音词研究

笔者曾穷尽式地讨论了《洛阳伽蓝记》中的复音词,占比重较大的类型的复音词曾在其他文章中介绍了,这里主要介绍几种占比重较小的类型的复音词,主要包括:主谓式合成词、动宾式合成词、补充式合成词、附加式派生词和几种难以确定类型的复音组合。主要是从组成合成词的词素性方面分类介绍了它们的类别,属于描写的性质,这些基础性研究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语料帮助。

《洛阳伽蓝记》中的民俗事象英译策略——以王伊同译本为中心的考察

记载北魏都城洛阳佛教文化兴衰的《洛阳伽蓝记》英译本在西方传播三十余年,颇有影响。该书包含丰富的民俗事象,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文章基于民俗学理论,并以归化、异化翻译理论为分析工具,重点考察王伊同译本采用的民俗事象翻译策略。王译本总体上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力图保留和传递原作中的民俗文化意蕴,对中国民俗文化对外译介及传播具有启示意义。

《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

《洛阳伽蓝记》是研究北朝美学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写景文,它是城市文学丘墟审美的经典;作为美学史料,它对北魏时期民族与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城市、艺术与文化等维度的多元审美观念融合有着充分的展现,进而在整体上呈现了北魏洛都的生存状态。但因城市审美研究视角的阙如,《洛阳伽蓝记》在城市丘墟审美类型与城市美学史中的价值被遮蔽;因美学理论史研究范式强调美学史料具有相当的理论品格,它由于自身不属于理论著述而没有被纳入中国美学理论史的研究视域。可这并不意味着对《洛阳伽蓝记》美学史价值的否定,若从城市美学史考察,便会呈现它凸显城市丘墟审美类型的价值;若从审美观念史研究范式重新提问,便会呈现它对研究北朝审美观念融合的美学史料价值。

海外华裔学者译介汉籍过程社会学分析——以王伊同英译《洛阳伽蓝记》为例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但对海外华裔学者译介汉籍的运作机制关注很有限。文章以“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概念为分析工具,对王伊同英译《洛阳伽蓝记》展开个案研究,指出该项目的发起是王伊同的职业惯习、资本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汉籍翻译场域兴起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在翻译生产过程中,王伊同本着职业惯习并利用个人资本,积极招募相关行动者进入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其运作影响了译本的最终面貌。

《洛阳伽蓝记》叙事内容分类研究

《洛阳伽蓝记》一书很多人关注到他的历史、地理以及佛学价值,然而其中的叙事内容向来少为人所关注,尤其是叙事内容中体现的小说特色。根据书中出现的叙事内容,可以分类为轶闻传说和神怪传说两大类,而轶闻传说又有着历史逸闻、人物品评以及佛教传说;神怪传说又有谶纬异象、佛教志怪、道教志怪之分。

王伊同英译《洛阳伽蓝记》地名之策略

南北朝重要地理类文化典籍《洛阳伽蓝记》涉及大量地名,中国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之一,因而成为翻译重点。本文参照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词＂翻译策略分类法,以《城内》篇中地名为样本,采用数据统计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华裔美籍学者王伊同采取的地名翻译策略。王伊同偏重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尤其音译、语言翻译和注释,但偶尔也采用归化法;其翻译手法灵活圆通,注释详尽可靠,颇受好评。王译有助于西方专业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城市文化。

《洛阳伽蓝记》误载举隅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杨衍之撰写的一部描述北魏京都洛阳城历史风貌的名著,成书于北魏王朝分裂后十余年.属当时人记当时事.具有很高价值。但由于该书原本久佚,辑本在传写过程中难免钞刻舛误,错讹衍脱。文章根据历史文献及考古学资料,认为该书记载的外郭城西长分桥“七里”应为“九里”,里坊“二百二十里”应为“三百二十里”,位于洛阳城内的“河阳县”应为“河阴县”,并对中央官署的序列进行了调整,指出个别官员宅第记载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