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与方法

从平衡的概念出发,针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竞争问题,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概念,并论述了其内涵及特性;构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框架,包括遵循四大规律、基于六大理论、考虑六大因素、符合三大准则;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计算思路,包括资料处理、量化计算、结果检验3个步骤,并给出了其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表征方式。以2019年沁河流域为例,量化了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在求解一次平衡点以及经济社会用水刚性约束、生态用水刚性约束、综合效益刚性约束条件下平衡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六大因素以及总需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关系,确定了沁河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点,即经济社会用水与生态用水的比例为0.71∶0.29。

由外而内:秦汉、孙吴时期新安江流域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

中国东南地区虽多为山地、丘陵地形,但气候条件、生物资源较好,很早便出现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秦汉至三国时期,中央王朝的政区设置既是推动其地域开发的重要初始力量,也是衡量其开发进程和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山地广布的新安江流域,秦至东汉中后期是其地域开发逐步开展的初始阶段,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是其政区体系基本完善、社会经济发展颇具规模的阶段。秦汉及孙吴政权的行政区划设置以及演变、山越势力的兴衰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表征和表现,也展现了王朝疆域“由外而内”的动态变化过程。

钦江流域干旱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针对钦江流域近年来的干旱及水资源短缺问题，以钦江流域1970~2007年的降水资料为基础，利用标准化降水指数、Z指数、干旱站次比、干旱强度等指标分析了流域干旱的时间分布特征，并利用ArcGIS中的地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域干旱的空间分布情况。结果表明，钦江流域发生干旱的时期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和2006年以后，干旱强度多为中度，达到重度干旱强度的只有1989年，钦江流域中部地区是干旱的频发区。

基于G-H copula函数的秦淮河流域洪水风险分析

Copula函数构造灵活,适应性强,被广泛应用于多变量水文频率分析计算中。选取G-H copula函数描述洪量、洪峰、洪水位间的相依结构,边际分布模拟考虑广义极值(GEV),对数正态(ln2)和皮尔逊Ⅲ型分布(P-Ⅲ)。以相关性最强的洪峰和洪水位为例进行二维变量洪水风险分析,比较分析其传统重现期和Kendall重现期性质,并计算条件风险率。构建3变量联合风险评价模型,并与二变量情况进行对比。以秦淮河流域为例进行了应用,表明多维联合重现期小于同现重现期,Kendall重现期在两者之间且与单因素重现期误差最小;流域洪峰和洪水位同现风险率最大,洪峰量级越小,洪水位超越风险率越小;基于三维G-H copula函数计算的各变量同频率设计值大于相应单变量设计值,并且相对于二维情况,各重现期与单因素重现期之间的差值明显增大。研究结论可为秦淮河地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和洪灾风险评估提供有益参考。

琴江流域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本文根据琴江流域2003年—2007年五华县城段水质监测资料,对琴江水系主要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目前,琴江流域主要有水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和水生生物严重减少等问题,并对其进行成因分析,并从污染源治理、综合整治和管理等角度提出可持续发展对策。

秦早期农业与工商经济发展初探

天水地区是中国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嬴秦在商末周初西迁天水两河流域后,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不仅发展了早期农业和畜牧业,而且在工商业方面也成就不俗。在甘谷毛家坪A组遗存中铁镰和炊饮类陶器组合的出土、墓葬中车马坑的发现以及非子利用礼县盐官镇井盐养马大获成功,是秦人早期农牧业发展的标志。高超的车辆制造、具有自身风格的金属铸造、以金矿为主的采矿业和以上述物品及食盐、马匹为主的商品交换,显示秦人早期工商业较为发达。秦人以农牧并举、工商业发达为特色的早期经济,为秦人的崛起和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史记》与秦汉之际淮河流域军事地理初探

《史记》兵学色彩浓厚,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秦汉之际淮河流域尤其是淮北地区成为群雄竞逐的主要沙场,文章以此作为研究的基本地域范围,充分发掘和利用《史记》的相关记录,从军事地理的视角较为细致地分析不同时段的军事争夺和攻守形势,期望以此为个案,引起学界对《史记》军事历史地理全面系统的研究。

《沁河老宅院》:区域社会史与事的解读

在中国明清民居建筑较为发达的山西,除了学者关注较多的晋中建筑以外,在晋东南的沁河流域,还分布有大量的古老民居。《沁河老宅院》以沁河流域民居为研究对象,以分析问题的独特角度,采用田野调查法对史料进行了广泛收集和精当选取,集中探讨该区域宅院分布、衰落的原因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如今这些蕴含着农耕文明的古老民居,破败不堪,且仍在继续遭受着毁坏。《沁河老宅院》无疑唤醒人们对珍贵的宅院文化的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嘉陵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演变

因为地理环境的制约,嘉陵江流域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理空间,而是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地缘的优势,它们各自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并在不同时期演变为不同的文化空间,而最终成为大的区系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

沁河上游硝酸盐的定量源解析及其季节性差异

沁河流域人为源硝酸盐输入增加了河流富营养化的风险.为识别沁河上游硝酸盐来源,分别于2017年10月、2018年3月和2018年6月在沁河上游采集了28个河流表层水样,联合稳定同位素(δ15 N-NO_(3)-和δ^(18) O-NO_(3)-、δD-H 2O和δ^(18) O-H 2O)和水化学参数(Cl-、NO_(3)--N、NH_(4)^(+)-N)评估了沁河上游河流硝酸盐源与关键过程,并基于贝叶斯混合模型量化了不同硝酸盐来源的贡献.结果表明:①沁河上游溶解无机氮以NO_(3)^(-)-N为主,秋季〔(2.40±1.17)mg/L〕高于春季〔(2.11±1.03)mg/L〕和夏季〔(1.50±0.61)mg/L〕;受积雪融化的影响,春季δ^(18) O-NO_(3)-(13.0‰±3.13‰)显著高于夏季(2.90‰±3.12‰)和秋季(6.62‰±1.30‰).②SIAR同位素模型结果表明,沁河上游硝酸盐主要来自土壤氮和化肥.在春、夏、秋3个季节,土壤氮的硝化对沁河上游硝酸盐的贡献比例分别为27.8%、39.5%和39.3%,化肥贡献比例分别为29.1%、40.2%和41.9%.春季(24.7%)大气沉降的贡献比例高于夏季(2.4%)和秋季(10.6%).③沁河上游硝酸盐主要受硝化过程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的反硝化过程.研究显示,春季、夏季和秋季沁河上游硝酸盐主要来自土壤氮和化肥的硝化,硝酸盐污染防治应考虑化肥的使用效率和抑制硝化过程的发生.

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类型初探

本文依据地理环境、遗址形态及分布特征将江西抚河流域新发现的先秦时期遗址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环壕类与岗地类。环壕类遗址是区域内极具代表性的遗址类型,可分为单环壕遗址和双重环壕遗址。区域内所见环壕遗址面积大小不等,可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岗地类遗址在抚河流域数量较多,依据地形可分为坡地遗址、山岗遗址和高岗遗址三类。明晰遗址类型和分布特征,对抚河流域先秦时期文化面貌及聚落演进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秦时期泾渭流域崆峒武术形态与演变

泾渭流域为华夏发源地之一。从三皇五帝时期到夏商周、春秋和战国,泾渭流域为西垂之地。秦人在此,在西戎-和西戎-战西戎-霸西戎-置北地-安海内,逐步走向强盛。泾渭流域,自古民风彪悍,武勇之俗甚重。秦人在此创造了辉煌的秦文化。泾渭流域先进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发展,对泾渭流域崆峒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泾渭流域崆峒武术发展的因素有:秦人重稼穑、强畜牧的社会生产力;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的矛盾哲学变化;宗教礼制内涵丰富的戎祀,将生产劳动本能转化成强大的军事武备;充分运用攻防转换的阴阳哲学思想;内涵丰富的宗教礼制思想等,这些最终推动了泾渭流域崆峒武术的丰富与发展。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西汉水流域秦早期美术文化研究述论

在秦人西迁发展的过程当中,西汉水流域受周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状态。尽管对西汉水流域出土文物的研究和考证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有了重要的收获,但是在这些研究中,缺乏对秦早期美术文化的系统研究。通过西汉水流域秦早期墓葬以及民间遗存,对秦早期的文化面貌以及秦早期文化传承进行活态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旅行活动研究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旅行活动在社会阶级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内容丰富多彩。与此同时,旅行交通得到了初步的开辟,逆旅与客舍也为奔波的旅人们提供了早期的旅途食宿。这些鲜明的特色无疑都深深地打上了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烙印。而且,先秦时期的旅行活动还为后世储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旅游文化的内涵,在中国旅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多为“经济作物”——兼评王子今、陈业新两位先生的争论

对于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究竟是"经济作物"还是"自然植被",王子今和陈业新两位先生有着不同的意见。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仍有自然生长的竹子,但大部分竹林已是经济作物。这些作为经济作物的竹林并不是从江南地区移植过来的,而是自然之竹在人口压力和人们的书写需求刺激下自然而然转变成的。从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由"自然植被"转变成"经济作物"的原因与过程以及关中地区竹子仍大范围生长的事实皆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

论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以灌溉与航运为视角

自古以来,人类先民就逐水而居,人类社会的早期文明也多孕育于河流沿岸。淮河流域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了人类活动,先民们利用该流域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了芍陂、邗沟等灌溉和航运工程,比巴蜀大地的都江堰、关中平原的郑国渠早了300多年。这些水利工程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交通、贸易的发展,使得该流域成为沟通南北的中心,也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考察先民治水的实践经验,不仅可以了解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状况,还可以对其历史地位有深层把握,深化对多民族国家统一化进程的研究。

豫北卫沁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探析

豫北卫沁河流域仰韶文化可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豫北卫沁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主要遗址的综合梳理,参照典型陶器的形制演变规律,可知豫北卫沁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可分为五段。其绝对年代推定在3500BC―3000BC左右。豫北卫沁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文化性质主体上属于大司空类型,其中该流域南部的一些遗址如新乡洛丝潭、辉县孟庄等受到了豫中大河村类型的较多影响,但豫北卫沁河流域西部边缘地区以洛阳南陈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则属于西王村类型。

豫北卫沁河流域龙山早期文化遗存探析

豫北卫沁河流域龙山时代早期文化由孟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共同组成。通过对此流域龙山文化早期主要遗址的综合梳理,参照典型陶器的形制演变规律,可知该流域孟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可分为两段,绝对年代大体推定在3000BC至2600BC;孟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是在大司空类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二者之间有较明显的界线。豫北卫沁河流域西部边缘地带以许村、长泉为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同豫西的龙山早期遗存主体文化面貌是一致的,其绝对年代大致为3000BC至2500BC,二者同属庙底沟二期东关类型。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境内先秦两汉遗存考古调查

2021年6-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丹巴县境内先秦时期遗存及相关重点区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古调查。新发现了卡卡村石棺墓地、邛山二村遗址、大坪村遗址等。采集了一批陶器、骨器、石器标本,对研究大渡河流域先秦遗存及石棺葬文化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