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交融活动与“中华统绪”的早期形态

近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方兴未艾。在文学交融领域,针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较多,针对文学交融“何以中华”的观念与路径梳理尚不充分。自孟子提出“创业垂统”,历代多以“垂统”或“统绪”来称述具有示范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正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表述。不同于现代文学观,先秦文学具有近于人文或文明的历史语境,以“中华统绪”作为理论话语追溯早期文学交融发生的历史语境,可从关联性维度关照中华文明中人文、地理、政治、风俗等混一的特性,从“天下-四方”的空间秩序生成辨析“夷夏”与“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从而厘清先秦文学交融演进的路径、方向与秩序。

秦文琛音乐中的“易斯格勒泛音”及其话语表征

秦文琛在创作中运用的大量泛音,是他以陌生化理念对西方音乐的泛音技法和具有蒙古族民族特色的“易斯格勒”所做的在地化重构。秦文琛既没有直接搬用西方的多声部语言,也没有套用传统原型,而是回到自身熟悉的文化语境,找到自我的音乐表述策略。

华夷一体:先秦时期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探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民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而被使用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群体自部落和部族时代就有着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联系。通过梳理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我们发现,远在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夷诸族就已经有极为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并通过杂居相处、互通婚姻、联合作战等打破区域与族际隔阂的多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往格局,进而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古希腊雅典学派与先秦儒家正义本质观比较

正义与义形成于古希腊和先秦时期,构成一组可类比的概念,两者在雅典学派和儒家的相关理论中集成,共同构成轴心文明时代两种典型的正义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守法正义观关注个人外在行为规范,与荀子行义以礼等观念具有相似性,构成两种不同道德规范体系;古希腊公平正义观涉及利益占有行为,不同于孔孟个体道德领域的义利之辩,却与荀子礼义观具有相似处。柏拉图个人正义强调心灵和谐状态,类似于孟子义内说之寡欲集义,两者聚焦个体内在德性,但属于不同人格类型。从社会制度德性而言,柏拉图城邦正义与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各与荀子群居和一说及度量分界论具有极大相似性,两者皆强调基于天赋资质的社会分工和个人优绩的差等分配。正义与义容纳德性与规范维度,在个体或社会层面体现秩序与公正本质。

华阳顾氏递传明初“飞瀑连珠”臞仙琴样连珠式琴——概及明“宁衡益潞”王府斫琴

明代王府斫琴,世称“宁衡益潞”。宁王琴存世仅孤品“飞瀑连珠”琴。文章由厘清明代王府斫琴总体风格入手,于“飞瀑连珠”琴的器物特点做全面分析。并对明清谱集中有关“连珠琴式”的资料进行梳理,指出存在被称为“臞仙琴样”的特殊连珠式,与“飞瀑连珠”琴的形制应有关联。因而此琴即为宁王琴。另外,文章对该器物的承传做了系统考证,由康熙末年开始,先后有辽阳李廷栋、长沙陆长森,光绪年间转归华阳顾氏,历五代至今。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译者行为研究

《忆秦娥·娄山关》描写的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第二次攻克娄山关的情形。上阕写攻克娄山关后诗人的心情,下阕写黄昏战斗打响前的状况,充分表现了红军战士作战时的神速和声势以及完成长征的雄心壮志。《忆秦娥·娄山关》意象鲜明、意境雄浑,突出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军事组织能力及其情感表达的文学底蕴。布洛克、巴恩斯通、许渊冲和李正栓都对毛泽东及其诗歌心怀崇敬,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和国家,深受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忆秦娥·娄山关》的英译版本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论文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四位译者的译文进行评析,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研究译者翻译内和翻译外的行为,从而对其行为合理度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先秦义论与古希腊正义观可比性分析

鉴于西方正义论的话语主导权,学界积极展开有关中国正义论的研究,指出对应于西方“正义”观的中国传统“义”论。然而,发端于先秦与古希腊时期的义与正义,本身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却被悬置了起来,导致以往相关研究略有缺失。义与正义生成于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隶属不同的文化体系,此为两者之所以会面临可比性问题的主要原因。然而两者所关注的论题皆涉及个人的德性修养、社会的制度建构以及利益的分配方式;并且它们都以强调合理控制欲望为要,在制度安排方面皆主张社会分工和差等分配。义与正义不仅关涉着相同的论题,亦具有类似的主张,因此两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古琴凄凉调调意研究

凄凉调调意包括《凄凉意》《楚商意》两首,最早见于《神奇秘谱》,后分别存见于明清共十五部琴谱中。在琴谱的传承与流变中,两首调意形成了多种版本体系,《凄凉意》的诸多版本在宫系、调式、结构、词曲关系等方面呈现稳定的特征,在音阶、旋律、指法方面较为灵活;《楚商意》的版本流变相对稳定,体现了明代浙派徐门琴谱较为规范的传承特点。由于凄凉调定弦的特殊性,该调琴曲在调高方面有多种可能。《凄凉意》与《楚商意》中包含凄凉调琴曲调式的特色,具有预示琴曲内容、规范结尾的作用。

从“子曰”说开去——俄汉学家有关《郭店竹简·缁衣》的思想体系解构

《郭店竹简·缁衣》作为中国先秦竹帛哲学“郭店竹简”的重点篇目,在海内外汉学界占有不可撼动的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著名汉学家卢基扬诺夫院士带领其学生布拉日金娜,以“子曰”为中心说开去,共同为该篇做出解析:首先以传世作者“子思”的代表作《中庸》入手,站在宇宙生成高度实现了“子曰之‘子’”范畴解读的深入浅出;之后溯源同名诗歌《诗经·缁衣》,借助大哲学分科点明了“子曰之‘言’”源自反思、贯穿美学、归于历史的发展定位;最后对比同名简文《礼记·缁衣》内容和思想,整合出一个从“言”之流变入手探索“君子”层面“子”之异化的独特方法。师生二人的观点于俄罗斯汉学界可谓开创先河,于中国国内古文献研究亦有另辟蹊径之功。

扁鹊称号来源与传承考

[目的]研究“扁鹊”这一称号的起源、扁鹊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传承历史。[方法]通过二重证据法,查阅相关文献,在“扁鹊为良医代称”的传统文献认知基础上,系统梳理“扁鹊”生平,并分为三大时期进行分析,针对“扁鹊”这一称号的来源以及扁鹊学派的传承进行深入探究。[结果]“扁鹊”乃良医代称,非专指秦越人。上古时期鸟图腾崇拜盛行,鸟鹊代表人类对男性生殖崇拜的追求,后其意义逐渐转向对长寿的追求,黄帝时期的名医岐伯即以“扁鹊”为名。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学派活跃,其代表人物秦越人被尊称为“扁鹊”,其后秦越人的弟子承袭此称号。秦武王年间“扁鹊”去世,扁鹊医派从此分流传承,代表人物有淳于意及其徒弟、张仲景、华佗、郭玉、徐嗣伯等,扁鹊学派至南宋初年销声匿迹。[结论]扁鹊作为中医学的代名词,对其名称的产生源流及传承进行考证,有利于进一步拨翳见明。

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

从秦简“易占”与《周易》相应之卦存在的不同卦名来看 ,前者与卦之象义的关系简单直观 ,后者与卦之象义的关系则复杂抽象 ,故秦简“易占”之卦名当即先于《周易》之卦名而存在的殷易《归藏》之卦名。秦简“易占”之占辞中存有与殷易时代不合之数条 ,但其余占辞显然绝非后世所能编造 ,当即殷易《归藏》所收夏商旧有的占筮记录之辞。秦简“易占”虽非殷易《归藏》之原貌和全貌 ,但大体为殷易《归藏》之内容。

清华简《筮法》中的“象”“数”与西汉易学传承

清华简《筮法》篇,为我们研究先秦易占筮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也为我们厘清秦汉易学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笔者通过对清华简《筮法》篇中的"爻象"、"四季吉凶"思想与今本《说卦》、西汉卦气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认为清华简《筮法》与龟卜联系密切,并与京房纳甲筮法有渊源关系。同时,通过对《筮法》中的"爻象"思想与其他相关传世文献的对比分析,认为易象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爻象到卦象的发展过程。并且,通过以上易象与易数两个维度的深入思考,笔者剖析、掘发了从易学占筮系统到易学解释系统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梁启超所办报刊传播效果评析

本文对梁启超所主办穴主编雪的三大著名报刊《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传播效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评析:一、从报刊销售看其传播的深广度;二、从受众态度看报刊传播的效果;三、从社会变迁看报刊传播的社会效应;四、从报刊的示范效应看其对报刊事业的影响。

从《战国策》与《史记》看苏秦与张仪

历史上,对苏秦与张仪二人,有着不同的有欠公允的评价,认为二人一味追求功名利禄,利欲熏心;甚至认为二人是合谋的同伙,为各自利益打算,最终为天下笑。从《战国策》与《史记》出发,通过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分析,重新认识和评价二人,可以看出二人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有其过人之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

《战国策》所录十余篇苏秦、张仪的纵横说辞,乃后学者的拟作,具有鲜明的创作色彩和文学特征,实为精心构制的“纵横家言”。它们既是纵横说辞的典型样板,也是供后学者研习纵横术的出色范本,还可看做支撑各《策》的主干。细加探究,启示良多。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

文章概述了清代前期西洋传教士在安徽布道与天主教堂在安徽的分布、安徽教徒到外省传教和信教活动,以期有助于安徽天主教史的研究。西方传教士成际理、梁弘仁、魏方济、奥地利南怀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芜湖县、滁州直隶州、泗州五河县等六个府州县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众;与西洋传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苏海门、池州石埭教徒沈方济各赴湖北谷城传教;有十多名安徽教徒在江苏、北京等地过宗教生活,其中有汪钦一、鲍天衢、汪伊纳小等六名徽州人,参与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作者认为,与各省比较,安徽属于天主教活动相对沉寂的省份;徽州人在外省颇有皈依天主教的,而徽州本地人似乎不感兴趣,是否与这里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深入人心有关,需要深入研讨。

《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内容再探讨

根据日本学者考证,洪武三年遣日使节赵秩很可能并未如《实录》记述般在洪武四年回国,而是长期滞留日本至洪武七年,方与洪武四年遣日使者祖阐、克勤共同归国。但通过对《云门一曲》等史料的重新考订,却发现诸多与现今通说不符之处,赵秩很有可能曾于洪武三年、四年两度被遣使日本,其第二次遣使目的或为诏谕日本北方的毛人,因为室町幕府所阻止,不得已方与祖阐、克勤一同回国。

义渠考

义渠为战国时代不同于华夏民族的一支少数民族 ,其与秦国战争不断 ,最终为秦所灭。秦昭襄王、宣太后和义渠关系复杂。关于义渠的族属争论较多 ,或以之为戎、或为狄、或为羌 ,然戎、狄皆为对异族的泛称 ,义渠为羌说论据亦不充分。义渠本身就是族称 ,为其族自称 ,和匈奴、鲜卑等民族一样 ,既是国名 ,也是族名 ,最后成为氏名。义渠地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的大部分 ,然义渠王城及活动地区主要在汉北地郡 。

先秦民族史观钩沉--兼论周朝“夷夏”之辨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吸收以“文化”判别“民族”这一观点,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如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礼制风俗、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民族意识等)来判别民族。除此主观标准之外,实则不可忽视一个客观标准,即先天的生理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如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血缘关系(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等。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体内容,而“以夏变夷”则是其主流导向,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义所在。

秦人先祖伯益事迹考略

伯益本名大费,为嬴姓之祖,其名号与本部族玄鸟崇拜有关。伯益历事尧、舜、禹三朝,事迹主要在舜、禹两朝。其事迹主要有佐禹平治水土,担任朕虞执掌山林川泽,佐禹平三苗之乱,长于占岁、凿井和造箭,提倡德治法度、主张勤政爱民等五个方面。伯益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大禹选定的继承人,但后被大禹之子夏启所杀。伯益曾获三个封地:"费"为伯益固有居地,"嬴"乃伯益获姓受封之地,"秦"为最后所封之地。嬴秦先祖历史由伯益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