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筹资兴教:清代海南学田运行机制与乡村教育研究

学田是古代乡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清代海南乡村教育快速发展时期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分析搜集到的海南地方志、学田碑刻及田野调查材料可知,清代海南学田的来源大致可分为官府拨置、官民合力捐置和教育机构买置三种,采取官方管理、士绅管理、学生管理等模式,并通过承租出佃、发商生息获取学田收益,进而支持乡村教育发展。清代海南学田不仅为乡村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还进一步推动了儒学下乡的历史进程,成为地处边疆地区的海南与中央王朝的向心力。筹资助教的优良传统,逐步演化成宗族性、地域性助学基金等新模式,继续成为推动海南乡村教育发展的强劲动力。

清代理学的特点

清代理学沿承宋、元、明,但有自己的特点:一、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二、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三、鸦片战争后,理学受西学冲击,既抵拒又有所会通;四、宋学、汉学虽存门户之见,但也兼采。

理学实践的失败与清学的兴起

新儒学政治实践的失败使朱子理想化的世界模式趋于幻灭,随之而来的悲观的氛围在明清易代之际引发“由虚转实”的思想趋向———此即清学之缘起。与宋明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学的学者丧失了缔造一个天理流行的理想社会的信心和热情。传统的研究着眼于学术重心的移易以及问学方法的革新,由此忽略了儒道作为信念诚挚的政治运动的另一面相。

《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及荀卿的态度

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t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

清代中州理学家张沐生平考

清初中州理学家张沐为夏峰学派中坚与起庵学派创始人,一生讲扬儒学,著述丰赡,对清代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甚巨。以年代为序,考索其生平行状,可为廓清清代理学面貌提供助力。

崔蔚林生平考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弱冠进士及第,未及而立即为康熙帝讲授理学,旋师从孙奇逢,广交理学名家。后以坚守夏峰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向康熙帝阐释其学,违逆庙堂理学宗朱之势,有忤帝心,虽遭廷斥,仍矢志不渝,终至罢归。崔氏对夏峰学派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与康熙帝的论争尤能体现当时理学发展动态。

论清代常州学派对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中心

清代中期,常州学派对汉代今文经学进行复兴,其目的在于让经学摆脱清前期由于考据学极度兴盛而出现的内在积弊,如考据难寻"义理",时常陷入"泥古"泥潭,解经学说琐碎、空疏,发展走向有悖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高扬公羊学、义理解经、经世学风等,使得清代经学面貌焕然一新。它直接启蒙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后世今文经学家解经理路,促进了清代《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晚清否定古文经学运动的基础,并拉开了经学近现化发展的序幕,为传统儒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之重又焕发青春。

明清时期云南傣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及特点

傣族在云南分布广泛,主要聚居于滇西、滇西南等沿边各地,元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多为土司之地。元代,傣族地区的儒学教育,实际处于空白状态。明清两代,傣族地区虽然办学的规模及效果各不相同,但在大一统的格局下,该地区的教育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国家政治的需要而变化,在儒学、书院不断增加的同时,增置了数量众多的义学;在改流较早的地方,施行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文教政策,以儒学教育为主;改流稍晚之地,儒学教育、寺庙教育相伴而行,两者互为补充;未改流地方,则以寺庙教育为主,形成二元化的教育体系。明清傣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对提高民族素质、改变落后习俗以及维护边疆安全,均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晚清时期的文庙——以《申报》为基本史料

在帝制时代,文庙以"庙学合一"的方式,既被官绅用来宣扬政治意识、社会伦理,又被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体现着皇权"治统"、士人"道统"与诗书"学统"的融合。在这种精英性活动以外,文庙亦搭建了民间社会的种种场域。清末新政以来,随着各种社会改革事业的推进,文庙也遭遇着制度变革与近代思潮的冲击,由此而萌发出其转型的契机,成为民国之后文庙种种改革事业的先声。但在种种变迁的背后,文庙因其所象征的儒家人文价值,亦在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民心中保有着一份持久不灭的尊严感。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清代台湾文教政策述论

文教政策是清政府治理台湾的重要政策。随着清政府把台湾纳入政治版图,作为清朝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被大力推广到台湾,并从学校教育逐渐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大陆地区一样,清政府在台湾也建立了府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等多层级的学校教育体系,同时把台湾士子纳入科举考试体制之内,增强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这些文教政策的实行,使台湾成为在文化上与大陆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初庙堂理学之争——以崔蔚林与康熙帝的辩论为例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毕生秉持乃师孙奇逢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经顿挫,矢志不渝。他与康熙帝的辩论,尤能体现当时庙堂理学由王转朱的趋向。

“尊闻”与“裁断”——章太炎论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之异同

关于清代乾嘉学术吴学与皖学的学术特色,章太炎曾经以"好博而尊闻"和"综形名,任裁断"加以区别,在学界影响很大。事实上,吴学的"好博而尊闻"恰恰是以易学为主体,以礼学为骨干,较为完整地构筑了清代汉学(经学)的研究范型。而皖学虽然"综形名,任裁断",但是走的同样是吴学的路子。过去一直把汉学家批评宋儒的语言视为反对宋学,事实上他们是在比较汉宋学术异同前提下作出的学术评判,辞语虽然激烈,但是不反对宋学本身,宋学在汉学鼎盛时期也未必完全退场,而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间。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儒家意识形态与清初政权

清初,国家重新确立程朱理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重建儒家伦理秩序。通过这种伦理重建,不仅填补了在思想和信仰领域出现的空白,而且弥合了民族之间伦理意识的鸿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解与文化的融合,进而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清中期关中大儒李元春的著作和思想

李元春是清代中晚期关学的代表人物。李元春的理学思想渊源于河东之学,属于理学中的程朱一派。在清代考据学独盛之际,李元春坚持朱学的立场,批判汉学和王学,同时又继承关学重视礼教、崇尚实学的学风,代表了关学在清代中期以后发展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