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月十九日”诗的艺术特质

在清初遗民诗界,以“三月十九日”这个敏感的明亡忌日为题的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了惯例,这是明清之际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是遗民们不同年度的同题之作,体式上以律诗、组诗见长,呈现出幽怨沉郁的格调。同时,这些诗作内容丰富,表达了易代后诗人复杂痛苦的矛盾心情和内心感受,既深化、开拓了同题类诗歌的题材内容,又在创作上表现出多方面的特质,丰富了传统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香港地区《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研究

香港地区《译丛》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在半个世纪中(1973—2023),《译丛》先后17次对外翻译了明清两代54位诗人词人的128首诗歌,学界对此未有关注。《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选材具有体裁丰富多样、女性诗歌突出、主题集中的特点。《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策略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翻译方法兼收并蓄,重在传译原作的诗学特质、情感与诗意。《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是中国古代诗歌“走出去”的积极探索,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梁祐逵等七位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代表着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对该书中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使之尽可能更趋完善,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梁祐逵、王廷弼(王廷璧)、祁皋、王永命、李子金、刘仪恕、刘涵等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柯愈春先生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诗总集丛考——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来鹤集》《江左三大家诗钞》《韬光庵纪游集》《韬光纪游诗册》《养素园诗》《国朝诗铎》《天台三高士遗集》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湖北梅钺、李中黄等七位诗人为中心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其他诸多诗歌文献,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就湖北梅钺、李中黄,浙江张懋忠、钟氏(海宁徐濬妻),河南郜献珂,山东刘士聪,云南李凤彩,以及江苏易震吉等诗人,对他们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比较视域下《艾青诗选》英译本的国族形象建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艾青本人编订的英文译本《艾青诗选》。与艾青作品的其它海外译本相比,《艾青诗选》具有诗歌数量多、覆盖面广等优势。《艾青诗选》以“人民性”为主题,向世界传递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东方之声,并由此建构了以下三类国族形象:救亡视域下国族形象的雏形——觉醒的东方雄狮;发展语境下国族形象的延申——坚定的和平使者;共同体意识影响下国族形象的发展——自信的文化传承者。《艾青诗选》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斗争、艰辛与希望,还影响了中外读者对艾青诗歌中国族形象的接受与理解。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明清古籍及诗画中的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分析

茶花作为中国的十大传统名花和世界著名花卉,在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古籍及诗画中茶花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的创新性应用及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从搜集检索到的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古籍、275诗首词曲赋以及部分绘画作品来看,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多达百余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园林应用的植物素材;在园林具体应用方面,茶花在私家园林及寺庙园林中应用频次更高、形式更为丰富,并出现了茶花专类园的雏形;在配植植物方面,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并逐渐发展出茶花与玉兰、牡丹、柏树等植物的配置模式。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茶事、茶情与茶理:清代茶诗析论

清代饮茶之风兴盛,茶诗大量涌现,这些茶诗再现了清人采茶、煮茶、饮茶以及茶叶贸易的过程,反映出茶在清人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作用。在政治生活中,“茶”在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下,是君王与臣子加强联系的一种媒介;在日常生活中,“茶”是结婚嫁娶、交游往来的重要媒介。清代诗人以茶作为抒情对象,既表现出对茶的喜爱赞美之情,又借茶清苦的特性表达内心之忧苦。清代茶诗同时体现了儒家的仁爱精神与道家的隐逸思想。清代茶诗中学理、哲理的交汇,不仅丰富了茶诗的创作内涵,也扩大了茶诗的思想内容。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从古诗视角看明清时期沧州运河区域经济

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古诗,真实记录了沧州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沧州运河两岸农业发达,作物品种丰富,以小麦、红枣为大宗,农业呈现出鲜明的水乡特色。手工业以煮盐和酿酒为代表,盐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沧酒驰名海内,并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大运河繁忙的水运带动了地方商业经济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大量佣工需求,使得底层人民可以靠出卖劳力谋生。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案狱。除《东华录》、《永宪录》等一些史料汇编性质的著述外,在不少诗文和文人笔记类的记述中还或强或弱地表达着作者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

明清茶学思想的审美内涵——以茶诗为例

明清茶诗是研究明清茶美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明清时期茶美学思想表现为对古典美的完美总结和极端叛逆的矛盾纠结:一面是美善同一、仁厚恭谨、立象尽意的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和终结;另一面是大反正统,或追求清雅性灵,或看重闲适平常。如此多样而充满张力的审美意识形态注定了中国传统茶美学由兴入盛,再由盛转衰的必然命运。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