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w H. Sorn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book is the shortest of the three sections. While the other two are each over 100 pages long and feature an appendix, section three is only 40 pages long and has no appendix.

清末民初比况构式“(S)X一般”研究

以语言通俗的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为语料,运用构式语法对比况构式"(S)X一般"进行阐释,包括其表现形式、句法功能、构式义及语用价值等方面。此构式作谓语是占主导的句法功能,同时还作宾语、定语和状语。构式义是"用甲事物来比较乙事物"。该构式用于口语语体中,语用价值表现在描写性上。

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

明代和清前期私人海上贸易相当兴盛。宁波双屿港的繁盛，隆庆以后从福建的月港──江南港日──日本或南洋的三角贸易，都显示出，自明代开始，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已出现向江南北移的趋势，上海港发展为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是这一趋势的最终体现。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江南既是我国明清时期出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区，也是进口商品的主要销售地区，并有着发展海上贸易的良好的区位条件。

晚清民国畲族乡村政治的现代转向——以山民会馆为中心的察析

在“现代化”视角下,山民会馆之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得到彰显。山民会馆烙印着强烈的同宗同族的“血缘性”,决定了其实质是“会馆”模式的祠堂。晚清民国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政治牵引以及畲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构成了山民会馆的创建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中,山民会馆的功能发挥与角色转变透视着畲族乡村政治艰难的现代化探索进程。

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层矛盾

清代对州县官的任职资格与程序等定有完备的制度。清咸同以后,督抚多方破坏各种有关州县官任用的定制;州县官委署与补用漫无章程;滥开捐例与滥行保举导致候补人员壅塞,吏治腐败,州县官任职制度因此陷于紊乱。透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紊乱的表象,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中所存在的各种深层矛盾,主要包括"人治"与"法治"无法协调,官僚队伍恶性膨胀不可避免,以及良性政治不能见容于恶劣社会环境等。

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

自来水的使用不仅革命性地提高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而且积极促进了汉口城市消防、社会组织、城市居家卫生乃至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提升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现代化水平,在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百年中国宪法视野中的人民权利研究

百年中国宪法视野中人民权利的发展和变化,经历了异常曲折的道路:从晚清时代的无名无实,到民国时代的有名无实;从新中国初期的名实比较相符但尚在起步,到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过程中的名实不符或名实微弱,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名实日趋一致并不断巩固扩大。这些发展和变化,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中国人民实现和发展自己权利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阈——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乾嘉时期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朝鲜士人从其文化诉求出发,与清代文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的历史特征。

清末民国时期传媒影响司法的两个标本

清末伴随着中文报刊的诞生,法制新闻也粉墨登场并践行其报道法制事件、传达舆情民声、监督司法审判的功能。《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报道和评论是传媒监督司法的开山之作,对冤案的最终翻案起到了具有某种牵动全局的关键性作用,并通过个案的监督,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变革。民国时期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中,媒体担当了"舆论法庭"职责,将法律命题转化为道德命题,从而剑走偏锋,成为媒介操控下的舆论审判。两个"标本"显示了:媒介报道整合的公众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大众传媒的受众本位决定了传媒以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观念为基准点来整合舆论;受众的故事化偏好又决定了大众传媒在法制报道上的"好奇(案)情结"并引发故事化叙事模式对审判的干扰;在权力本位的社会结构中,舆论对司法的最终起作用尚需要权力因素的支持与配合。

困境与突破:民国时期农民生存路径探索——以冀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村社会是农民生活的载体,两者在长期的传统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赖以为生的农业发展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传统农村社会难以维系,农民一步步地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如何谋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社会各界纷纷为解决农村问题出谋划策。冀西位于华北平原农耕带向黄土高原农耕带过渡的地区,兼具两个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区域,无论从自然还是社会状况来说都独具代表性。从农民这一个体自救者的角度,和学者、社会团体以及政府在整体上规划农村发展的他救者的角度,探讨时代变革大背景下冀西农民的谋生状况,有利于对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也为解决当代农民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清末民初江西商人的政治追求——以靖安陈氏家族为例

清末民初,历史经历大变局,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商战"救国的口号,政府鼓励工商业的同时,对商业资本产生依赖。商人通过捐纳、受奖励等形式,获取虚实官衔官位,并通过各种新式社团组织进入政治舞台,获取政治利益。此时官与商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他们有意识地扮演了新型社会的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事的当下关怀,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然而,时局多变,商人参与政治的形式和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他们的政治抉择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论清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演变

东北边疆是清代比较特殊的区域,集龙兴之地和边疆重镇于一体,故此,清代东北边防尤为重要。纵观有清一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的演变,先后经历了顺治年间的有国无防、康熙雍正年间的划界设防、乾隆至同治年间的封禁防内、光绪宣统年间的实边固防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边防思想对东北边疆安全造成了不同影响。

梁启超的“中国文艺复兴”观——解读《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认定清代学术二百余年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根据佛说一切流转相,将清代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而每个时期皆"以复古为解放",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科学方法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也与欧洲文艺复兴相联通,于顾炎武、戴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治学中得到的充分体现。但梁氏只是从复古思维趋向和科学研究方法两大维度将清学与欧洲文艺复兴作了比较,而对清代学术的缺陷认识不足,如清朝的"文字狱"对学术的伤害、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掘、清学与宋明理学的复杂关系,以及晚清西方现代文化的思潮对中国学术的冲击等,都没有涉及。

“中国意识”对清末民初文学想象力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从清末民初在"中国意识"影响下而突显出来的新的精神特质和思维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意识"对清末民初文学想象力的引导、构建和规约的情形。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即表现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也表现兴起和活动地域的特定社会环境。而特定的社会和地域环境，孕育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特定历史内容。因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规定了义和团运动的特定历史作用，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从此中国人民由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发展成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自觉斗争。

试析清政府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近代社会中,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几乎都与国家的政权有关,领导决策者十分重要。在近代中国亦同样如此,但自傲、保守的清政府却抓不住机遇,失去了领导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机会。

票友对票房的建设与管理——清末民国戏曲票友与票房关系之一

清末民国的大批票房是由票友一手创建的,依其组建方式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可约略分出“把儿头”包办和会费制两种。虽然“把儿头”时代的票房也曾设一定的专门管理人员及规章制度,但相比较言之,实施会费制之后建立起来的票房,其组织管理则已明显日趋规范和严密。在票友的细心经营下,票房的功能内涵也不断得以丰富和拓展,很多票房又大力开展了诸如开办学校、整理曲谱曲目,组织学术研讨以及出版编辑刊物等社会活动。

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

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的书简、著作中,将中国人性格概括为爱钱财、怕皇帝、自负为世界文化中心,并赞颂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及其形成的原因。抱持互鉴的态度,应当承认他们的见识颇有值得称道的成分。但传教士对中国君主集权制政体的赞扬,历史主义地考察也难以全面苟同,更不必用今日的眼光来看了。他们对中国人自负为世界中心之不屑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的世界中心意识,实质上是以君主为中心;西洋近代自然科学传入,人们离奇地生出"西学中源"说,念念不忘世界中心,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爱财,既有人类本性,又有难于排除的客观原因。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艰于维生。为吃饱饭而爱财,是求生本能,无可厚非;贫而偷盗,当作别论,按照"贫贱不能移"的高标准,是不合格的。"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管子原谅不知荣辱的穷人,要求富实之人要遵守礼仪规范。业已温饱的国人,更需要深思而自警自励!

从蔡元培体育观看清末民初体育教育

蔡元培作为清末民初教育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体育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清末民初的体育教育。从早期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到后期受英关实用主义教育观的感染，从“御侮救国，强兵富国”的客观需要，再到“完全人格，终身教育”的主观探索，蔡元培体育观的转变也代表着清末民初体育教育的发展脉络，由出现萌芽再历经转折，体育教育最终向着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