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g Yi Tang” alleviates oxygen free radical injury in 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

AIM To observe the changes in oxygen free radical (OFR)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g Yi Tang' in 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 (ANP).METHODS After induction of ANP by injection of sodium taurocholate into pancreatic duct, 16 dog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Chinese medicine group. Serum amylase, SOD and MDA were determined on postoperative day 1, 2, 4 and 7. The animals were sacrificed on day 7. SOD and MDA in organs were determined,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pancreas were observed.RESULTS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level of amylase (734U/L vs 2783U/L) and MDA (7.8nmol/ml vs 14.8nmol/ml) in Chinese medicine group were decreased on day 7 (P＜0.05), while SO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281nU/ml vs 55nU/ml, P＜0.01), and similar changes occurred in MDA and SOD in organs, especially in the pancreas;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pancreas were alleviated as well.CONCLUSION 'Qing Yi Tang' is effective in clearing OFRs and alleviating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ANP.

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论明清时期佳人纨扇图式的风尚

仕女纨扇历来是诗人和画家热衷表现的对象,佳人纨扇图式已成为古典绘画的审美范式,尤以明代画家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为代表。佳人纨扇图式破除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婚配模式,其演化脉络清晰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的流行和男性审美观、择偶观的变迁。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清金化痰汤加减汤辅助治疗痰热蕴肺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疗效及对炎性因子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临床肺部感染评分的影响

目的分析痰热蕴肺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患者联合清金化痰汤加减汤辅助治疗对炎性因子、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Ⅱ)评分和临床肺部感染(CPIS)评分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1年4月浙江省舟山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入院的95例痰热蕴肺型VAP患者临床资料,根据不同治疗方案,将其分为常规组(45例)和联合组(50例)。常规组采用抗感染等常规对症治疗,联合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联合清金化痰汤加减汤辅助治疗。比较2组疗效以及治疗前后炎性因子和血气分析指标水平、APACHEⅡ评分和CPIS评分。结果联合组总有效率(90%)高于常规组(69%)(P<0.05);治疗2个月后,2组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水平以及APACHEⅡ评分和CPIS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联合组低于常规组(P<0.05);治疗2个月后,2组动脉血氧分压(PaO_(2))和氧合指数(OI)高于治疗前(P<0.05),联合组高于常规组(P<0.05);2组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_(2))水平低于治疗前(P<0.05),联合组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痰热蕴肺型VAP患者联合清金化痰汤加减汤辅助治疗可加强肺功能,同时降低炎性因子水平、APACHEⅡ评分和CPIS评分,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在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确诊的160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治疗组(80例)和对照组(80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方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清热利湿止血汤,均治疗3个月。比较2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在治疗前后比较2组患者尿隐血、红细胞、尿蛋白定量(24 h)、离心红细胞情况。结果治疗后,关于尿道灼痛、腰酸腹胀、足心灼热中医证候评分,治疗组得分分别为(0.84±0.13)分、(0.74±0.19)分、(1.05±0.26)分,对照组得分分别为(1.15±0.18)分、(1.38±0.22)分、(1.34±0.31)分,2组得分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有效率93%高于对照组81%(P<0.05);治疗后,治疗组红细胞计数、离心红细胞数量、尿蛋白定量(24 h)分别为(195±42)个/μl、(13±3)个/HP、(0.58±0.24)g/24 h,对照组分别为(220±52)个/μl、(16±4)个/HP、(0.73±0.31)g/24 h,2组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尿隐血(++++)、(+++)、(++)例数低于对照组,(+)、(-)例数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4%,对照组11%,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清热利湿止血汤可以改善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的血尿症状,降低尿隐血、红细胞水平,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中国戏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传唱

中国戏曲在江户时代大量东传日本并广为传唱,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将中国戏曲传播至长崎,日本唐通事、知识人和游女在长崎与中国商人交往,学唱、记录中国戏曲,通过曲集、戏曲翻译、戏曲演唱等形式传播到日本各地。清代乐师林德健、金琴江等人曾去往长崎,在当地教授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俗曲,在日本形成演唱戏曲俗曲的传承谱系。《赵匡胤打雷神洞》等剧因中国乐师的传授而在日本广为流传,在传唱过程中,曲白兼有的戏曲剧本会逐渐略去科介、对白等,主要以戏曲唱段形式传唱。出海经商的中国商人偶尔会因遭遇风浪而意外漂流至长崎以外地区,《以笔代言》一书记录了日本仙台儒者远藤曰人向漂流中国船员学唱戏曲之事。据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的底本可知,江户时期的日本人会以抄录剧本、标注工尺、记录读音、增加附注等方式记录和学唱中国戏曲。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元代《唐骊山宫图》中的风景空间图式研究

唐华清宫是隋唐时期长安都城东郊的一处温泉行宫,因其有骊山之形胜而作为帝王东宫成为后世模仿的原型和典范。《唐骊山宫图》由北宋画家游师雄在继承唐代“计里画方”的基础上采用平立结合的混合比例绘制而成,元代经李好文在保持原图内容和风格的前提下缩小摹绘成副本,并保留在《长安志图》中。本文以图式分析法对元代《长安志图·唐骊山宫图》中的景观进行解读,以辨方定位、分景画方、寻景揽胜等方式进行景观要素的提取与分析,剖析其图式中所含的空间关系和结构逻辑,以求诠释古人的风景规划理念、设计方法与营造意匠,并为传统地方文化景观研究和当代城市规划设计提供新的方法与借鉴。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夫妻吵架还是疯病复发?——从巴县“唐德声自尽案”看清代司法档案的辩证利用

清代司法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发现了司法档案中的虚构问题,提醒研究者警觉。清代巴县“唐德声自尽案”,展示了通详前后案情叙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清代基层衙门在命案审断中的实际面向,加深对清代司法制度的认识。在利用清代司法档案的过程中,需要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其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尽信,更不能因为存在虚构现象就否认这些档案的价值。注意利用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个体与案卷整体的关系,悉心比较与鉴别,能有效规避虚构带来的影响,最大限度发挥这些档案的价值。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清代咏藏诗视域下的茶马古道文化谱系:和而不同

茶马古道文化如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一样,它是和而不同的。清代咏藏诗证明:北、中、南茶马古道文化丛是涵化了的唐、蜀和藏文化丛。循文化地理学阐释,形成三种文化丛的缘由大致可归纳为民族类聚、区域方位、主地标、区域政治文化主阵地四大因子。清代咏藏诗的纪行游踪特征与茶马古道文化线性特征趋于一致,说明两者之间渊源颇深,这为着力打造“茶马古道文化长廊”提供了除地理学、考古学等传统方法之外的另一种视角,即文学路径。底蕴丰厚的清代咏藏诗,无疑会令茶马古道陡增几分书香气息,为茶马古道文化赋予诗书气质。

唐人诗歌手稿P.3967写本研究

P.3967写本是一件唐人诗歌手稿。写本正面为诗抄,保存了7首诗,经考证,前6首诗为周卿所作,第七首为泰法师所作;背面为杂抄、祭文稿及诗稿。对P.3967进行“写本学”考察,逐一探讨每一书写纸张的抄写粘合形态与内容,明晰了写本的抄写顺序及制作过程,认为应是周卿制作了这个写本。从周卿的手稿,到他的誊抄本,再到精心制作的这一诗抄写本,可以发现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一位滞留在敦煌的中原文士,用制作写本诗集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悲愤情感。

云冈石窟山顶清代墓地明堂的发现与研究

2021年5月,云冈石窟窟区以东的山顶发现了暴露在外、直径约50厘米的洞口,遂对此进行了清理,出土各类器物近百件。根据遗存形制及坑内出土遗物,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遗存为清代墓地明堂。明堂采用独特的叠涩内收的结构,其内遗物基本按明代《三元总录》“砌明堂口诀”放置。该遗存的发现不仅为了解山西地区金元以来墓地明堂形制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而且丰富了明清时期周边地区墓地明堂的结构类型。

高中祖教授活用高氏清暑益气汤经验探讨

高中祖教授擅长应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临证重视“升清降浊”,推崇“古中医的圆运动理论”,所创立的高氏清暑益气汤是其学术思想的体现。本文探讨高老灵活化裁运用高氏清暑益气汤的经验,传承高老临证学术思想。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唐至明清时期《霍小玉传》的经典化历程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代表作,一直以来都广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而目前的研究重点多在其文本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对于其在不同时期的流传与接受情况以及文献著录情况等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其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欲全面充分地认识《霍小玉传》的文学价值,需要从文献稽索和文本解读的方法梳理出《霍小玉传》从唐代诞生之初到明清时期的经典化历程,从而还原《霍小玉传》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流传和接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