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顾客满意度的城市公交服务水平

运用帕累托定律分析了少量主要公交线路完成大量旅客运输的规律,指出在满足所有乘客的基本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提高主要线路的公交服务水平,可以提高对大部分乘客的服务水平。建立了公交乘客服务满意度指数模型,设计了调查方案,利用公交乘客服务满意度指数对公交服务水平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此反映出城市公交服务是否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情况。

羌族诉讼习惯法的历史考察

羌族诉讼习惯法发端于大禹时代,其中,依靠人力运转的有“议话”、“转转酒”两种程序;假托神意运行的有“盟誓”、“捞油锅”、“掷骰子”、“枪击草(面)人”等神判程序。其历史演进呈现为四个阶段:独立运行(18世纪前);国家法对诉讼习惯法的介入(18世纪-19世纪中);国家法对诉讼习惯法的挤压(19 世纪中-20 世纪中);彼长此消(20世纪50年代以来)。

清代贵州锦屏林木交易习惯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清代锦屏林木交易习惯,以契约、碑文等为主要载体,在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属于初阶成文[1]形式的习惯法。它们不仅反映了当地历史上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而且也是老百姓自觉地创造民间法和政府正确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治理边疆的真实写照。本文兼采描述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田野调查的情况作一定层面的小结。

清末民初商事习惯的特点及其与商法的关系——以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资料为依据的考察

清末民初各方面力量组织进行了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从留下的调查报告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商事习惯的一些特点,如深受中国社会经济政策和传统文化影响、各地商事习惯千差万别、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重情理而轻责任约束等,也反映出商事制定法与商事习惯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商事习惯对制定法的补充作用、两者有相互脱节甚至冲突之处以及相互影响制约等等。

晚清华商“洋化”现象述论

晚清时期,随着西商东渐,华商的“洋化”现象开始成为沿海各埠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华商“洋化”主要有两种行为表征,其一是挂洋旗,冒洋行;其二是改洋籍,充洋人。华商“洋化”,或为倚洋势,或为沾洋利,其动机各异,但却对当时的法律生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了涉外纠纷和诉讼的扩大化。而晚清政府为控制和预防华商改籍所采取的相关策略,又对中国首部国籍法的催生及其内容的完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

《乞巧》——被学界遗忘近一个世纪的传奇

《乞巧》传奇,自吴梅《瞿安书目》《奢摩他室曲丛目录》著录之后,未见研究者提及。该剧今存清刻本、民国涵芬楼影印本、民国间石印本三种版本,后两种均据清刻本影印,三种均为吴梅旧藏。剧本据民间"姑嫂成婚"故事创作而成,吴梅先生推断此剧是明代苏州人所作。从明清戏曲目录均未著录以及剧本题材等情况来看,把此剧定为清代人作更为合理。

《婚姻法》修正案对汉中婚俗文化的影响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及其司法解释适应了婚姻家庭关系时代发展的实际需要,对汉中的婚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婚姻法》(修正案)及其司法解释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劳动无报偿的传统习俗;明确禁止了"打老婆"恶俗。夫妻共同财产的进一步明晰,改变了男置房女陪嫁、财产夫妻共有的传统婚俗,带来传统婚嫁习俗的潜在变化。女方在婚前要求男方在房产证上加名或者夫妻约定房产归属将成为新的婚俗。

英租威海卫时期中国法律及习惯的法源考察

《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第九、十九条规定民事案件可以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习惯来处理,中国的法律和习惯适用于诉讼双方都是中国人的民事案件,明确地表明英租威海卫确实存在着二元化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范围包括《大清律例》、习惯和习惯法、情理等,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法律传统。

从南宋基层司法看中国古人的法观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南宋人的法观念在南宋的司法实践中充分地予以展现,其对法的理解外延较为广泛,既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家法族规等非国家制定法。中国古人对法的理解是一种大法律观、大规范观,这种法观念满足了南宋社会的需求,为社会和谐、纠纷化解做出积极贡献。本文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判例为主要依据揭示古人对法的理解,再现古人法观念,以期对当代司法有所启示。

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末民初习惯调查报告概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为了重新修订各类法典,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习惯调查活动;珍贵的一手调查资料大多湮没无闻,南京图书馆保存了其中的近百部原始文稿,它们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法律研究意义重大。

清末民初奉天地区不动产租借习惯法论——兼及与东北其他两省份的比较

租借对象主要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在国家典卖制度的规范下,依托东北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形成了调整租、典、卖三者发生叠加矛盾时的"租不拦当、当不拦卖"习惯;在他人土地上建造房屋获得优先居住权,期满房屋所有权归土地所有人,建筑人不可随意拆除的"借地不拆屋"习惯;在借用的土地上修建房屋,须向出借方缴纳"地皮租"是奉天省独有的习惯;土地所有者与垦户订立荒帖,其效力不仅及于地主与垦户,还及于中人的垦荒习惯等。在司法裁判时因其可以作为裁判依据而具有法律效力。这些习惯对今天东北地区房屋租借合同的签订有一定影响。

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

作为新政期间法制改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是国家政权在立法实践中对本土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利用的一次巨大尝试。调查是在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的管理下分别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是清末习惯调查的一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尽管规模巨大,但在组织管理上缺乏协调一致。受限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其在发挥为修订和审核法律的参考作用方面十分有限。

近代化背景下的律学教育——以《大清律讲义》为视角

在清末法制改革的背景下,为培养法科人才,佐理新政,修律大臣奏请设立了法科学校,"大清律例"为这些学校开设的课程之一。身兼律学馆、大理院讲习所、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四处讲习的吉同钧以笔代舌,作《大清律讲义》,以备教学之用,并付梓印行,广为流传。从该讲义的内容,我们可窥探法制近代化背景下,律学教育秉承法制改革、培养实用人才的宗旨,一方面继承传统注释律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法制文明的成果。

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清代习惯法研究——以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为中心

清代习惯法是以法律社会学视角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好例证。本文以学者们对清代习惯法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论研究为例,探讨法律社会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新路径,在清代法制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对法制史研究的意义。

民国晚期水利法释义困局与江南惯例的胜出——以三墩子港案的考察为视角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水利立法,改变水利纠纷中无法可依的局面。然而,在江南地区,水利立法对于水利纠纷案的裁决与调解意义并不突出。在解决扬中县三墩子港案的过程中,江苏省建设厅、扬中县政府都没有将水利立法作为调解冲突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水利纠纷案的处理过程中,水利法司法裁决功能的失效,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法律条文存有缺陷;另一方面,立法上的不干预倾向与习惯法的盛行也是导致其失效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汾河流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探析--以习惯、习惯法、国家法为视角

历史时期的汾河流域是一个以“水”资源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经济系统,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水利社会特色的习惯法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习惯法的具体内容承载于留存至今的大量碑刻资料、地方史志文献、民间故事中。作为地方性规范的习惯法不仅规范了流域内大大小小村庄的用水行为,而且维持了乡民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明清时期在水利习惯法的约束之下,汾河流域形成了不同层级的乡土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

拉祜族婚姻习惯法与我国婚姻法的融合与冲突

婚姻习惯法是拉祜族习惯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祜族婚姻习惯法体现在恋爱、订婚、结婚、离婚、再婚、财产继承及不正当两性关系等诸多方面。拉祜族婚姻习惯法的大部分与我国婚姻法相一致,但仍存在一定的冲突。只有主动地与婚姻法进行调适,才能更好地发挥传统婚姻习惯法在拉祜族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清代回疆民事习惯法研究

对清朝回疆地区的民事习惯法进行了介绍,并从土地、财产继承、契约、婚姻等方面加以详细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伊斯兰教法在回疆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以联为箴:清代衙署楹联中的法律文化

清代官员利用衙署门、堂等地悬挂短小精悍的楹联,既能传递官方有关德礼政刑的种种观念,也多少能反映出撰联或悬联者对于法律的认知。清代衙署中法律类楹联的创作者极多,大略可分为长官自撰、邀请友人或同僚制作、令属官或幕友撰写等情形。此类楹联以清、慎、勤、恕等要求官吏,也以忍耐、畏法来劝导民众无讼。它们的存在与传播,能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化联为箴,起到端正官守、教化民风的作用。当然,其作为“官场套路”的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