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晚清会馆的制度建设、运行与社会适应——由杭州鄞县会馆出发

省城杭州的鄞县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到光绪时已形成四进院落的规模,称嘉宾堂,主要服务于同乡士子备考寓居,为确保会馆切实发挥作用,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光绪年间会馆重订规约达64条,涉及禀告立案、会馆收支、入住资格、住馆规范、禁例等,彰显制度建设之用心。由此或可窥见晚清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趋势及民间社会对这一趋势的呼应,体现出中国社会官民力图走出制度建设不足之窘境的积极努力。从会馆题名可见鄞县会馆对该地乡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从会馆收支明细中亦可见该地好文尚义风气的浓郁。

明清合浦县学宫的历史沿革与空间演变探析

坐落于合浦廉州古城的合浦县学宫始建于明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合浦县学宫曾历经多次迁建、重修与损毁,现存的合浦县学宫遗址仅存大成殿。从历代的史料记载中,可推测出合浦县学宫在明清时期的大致建筑空间布局。在史料考证与实物调查的基础上,挖掘合浦县学宫的历史沿革、选址变迁与空间演变,并探析其营建思想与哲学智慧。

商洛古代乡贤文化的构建

明嘉靖十四年(1535)以前,商洛建乡贤专祠玄王庙和四皓庙(四皓祠)祭祀契和四皓,构建了以勤身修德为核心的乡贤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嘉靖十四年,商州知州萧廷杰始置乡贤祠,祭祀宋周经以下七位乡贤。万历二十四年(1596),商州乡贤祠从玄王庙移至文庙,乡贤附学,开始儒学化,人数为十五人。清康熙初年,商州知州王廷伊对乡贤人选进行了调整,人数增为十六人。从明嘉靖十四年至清康熙初年,商洛在构建乡贤文化时修德方面侧重道德教化和国家认同。乾隆初年,商州知州王如玖再次调整了乡贤人选,修德方面侧重廉洁奉公,乡贤入选的标准由“忠”和“孝”变为“廉能”。明清时期,商洛地方政府通过调整乡贤人选构建起适合时代特征的乡贤文化。

清代南部县衙户房档案俗语词考释四则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为地方手写文献,内中俗语词数量繁多,不利于档案的阅读与研究。“钏”“撇”“提比”“京斗”四则俗语词意义容易误判。据语境、相关文献和历史,“钏”为“串”,“撇”为“耍赖;骗取”,“提比”为“提取犯人到堂审讯”,“京斗”为“明清部颁标准仓斛,即以京城广泛使用的升斗作标准容器计量”。

论清代州县诉讼结构的成因

清代健讼之风加剧,贱讼与健讼成为州县诉讼的矛盾性结构。该诉讼结构受高调的儒家意识形态支配,私人利益在官场话语中缺乏应有地位,为维持私人利益而启动的诉讼容易失去正当性。首先,在官方表达中,出色官员总是比法制和组织机制重要,似乎只要“得人”,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次,受州县官过度集权的影响,“一人政府”模式下正印官无力及时审结大量案件;再次,受“薄赋敛”的财税政策支配,州县衙门长期缺乏足够司法经费,无力应对诉讼量暴增的局面。官方对民众健讼之风的压制成为案件尘积困境下的贱讼策略。但官员对健讼之道德评判掩盖制度僵化的缺陷,制度之反思、调整与优化缺乏动力,州县诉讼的对立结构持续存在并日益恶化。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两版《目录》时间订讹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是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内容丰富,价值极高。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全三册)。2015年,黄山书社出版《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共八册)。今以60卷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研究对象,对比《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与《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所录档案的时间信息,并将有误之处具体分为三类:《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时间有误;《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目录》时间有误;以上两者时间均有误。

巴里坤县团结东路清代墓地发掘简报

2019年8—9月,为配合巴里坤县群众文化中心项目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团结东路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清代墓葬45座,出土纺织品、木器、银器、铜器、玉器等各类器物150余件(组)。其中M12墓主身着补服、蟒袍、衔水晶顶子的官帽,疑为五品官员,在新疆地区较为少见。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清代随葬习俗、清代官员服饰制度及清朝政府对巴里坤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与发展的权衡:明清时期阳春县城的建置演变考析

明清时期地处粤西山区的阳春县城始终面临由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安全与发展两大问题:一方面是县境内的广袤山地时常成为各种不稳定因素的聚集地,这些因素屡屡威胁该县主要农业区的安全,因此作为区域中心的县城城防必须长期稳固;另一方面县城所处的河谷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进而促进了人口增长与工商业繁荣,因此县城街区必须不断扩大、在回应安全与发展诉求的过程中,阳春县城一面由官方巩固城墙、保护安全指挥中枢,一面让城外街区自由发展、形成新经济中心,最终形成以城墙为分界的“双核心”城市系统,取得了安全与发展的暂时平衡。

基于三维魔方模型的大运河沿线县域“三生”空间划定方法

三维魔方模型是研判空间要素多功能优势度分区的量化方法,能够直观表征空间功能的最优组合模式,为精准识别大运河沿线县域国土空间功能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以“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为切入点,建立大运河沿线县域“三生”功能适宜性评价体系;基于三维魔方模型提出“三生”空间范围划定规则,以大运河流域青县段为研究对象,划定“三生”空间范围并提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基于三维魔方模型建立的单项功能适宜性和多项功能适宜性组合的三生空间划定规则,划定了大运河流域青县的生态、生产、生活空间范围,占比分别为60.46%、33.52%、6.02%。其中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大运河两侧,包括550.58 km^(2)的生态功能高适宜和最高适宜空间,是大运河流域良好的生态本底;48.23 km^(2)生活、生产功能中适宜、低适宜和不适宜空间,是大运河流域未来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该研究成果丰富了“三生”空间范围划定的方法与技术手段,为大运河流域国土空间治理和综合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天津蓟县桃花园明清家族墓地人骨的身高推算(Ⅰ)

通过对天津蓟县桃花园墓地2004年和2005年出土的171例成年人骨标本的身高推算,得出桃花园组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约为167.19cm,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约为152.89cm。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普遍高于古代北方居民,而低于现代北方居民。女性居民身高水平低于古代北方居民和我国现代北方居民。

基于GIS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系统研究——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

研究目的:利用GIS技术建立耕地整理潜力评价信息系统,为土地整理工作中提高耕地整理潜力评价的质量、效率和辅助日常管理服务。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与实证法。研究结果:提出了中国基于GIS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的目标、结构和功能设计等有关内容。研究结论:随着耕地整理潜力评价工作的深入,应不断完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系统。

祖荫的张力:清代以降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祠堂的修建

祠堂,作为宗族祭祀的公共空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由来已久。地处边圉的清水江下游地区,尽管在目前能阅读到的官方文献中,祠堂并未作为主要的对象被关注。然而,近三年田野调查所获之族谱、碑文、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显示,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兴起了祠堂修建的风潮,这一现象虽经政治运动而有所中断,但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的祠堂修建及其延续,既是国家王朝制度及正统文化向区域社会不断渗透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组织资源的需求,更是边疆苗、侗地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表现。

历史时期县级政区数据库的设计与应用——以清代陕西为例

本文讨论了历史政区数据库的性质和特点,以清代陕西历史数据库的建立为例提出了编制底图及数据库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并建立了以政区境界为主要内容的县级数据库,最后探讨了政区数据库的应用。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清代地方档案保存了大量的州县官官衔信息,从《南部档案》等资料看,知县的官衔主要分布在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的前衔、后衔中,有繁衔和简衔之分。南部知县的官衔构成主要包括加衔、升调花样、职任、议叙和知县姓氏五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官员的性质、迁调路径,也反映了官员任职环境的变迁。对相关信息的准确释读,是我们有效利用档案的前提,也是厘清职官术语、探析官员规制的重要渠道。

清末州县巡警的创办与基层社会

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举办,警察制度逐步向州县发展。清末州县巡警除承担逮捕、押解盗贼凶犯等司法职能外,还承担城乡户口调查与管理、卫生、消防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职能,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然而由于这种权力行使的不规范,也由于州县巡警采取了"就地筹款"的方式解决经费来源,导致警民冲突不断。与此同时,随着州县巡警的建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生转变,国家权力借助警察制度深入基层,并促使乡绅进一步分化。

多方参与机制在GIAHS保护中的应用——以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保护为例

由FAO、UNDP和GEF等推动的GIAHS项目,是为了对全球重要的、受到威胁的传统农业文化与技术遗产进行保护,建立一个全球达成共识的、持续发展的动态保护系统。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是其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对GIAHS的保护还没有经验可循。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是其中一个被确立为GIAHS的古老而濒危的农业系统,探索了参与式管理中在全球、国家、地方和社区水平上的利益相关方的组成和作用,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参与并提供支持的国际机构、参与并提供支持的国内机构、青田县政府及其领导的各个相关部门、企业和私人团体、社区以及参与式管理的重要一环——社区参与式管理在GIAHS保护中的应用。在分析目前保护区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和利益相关方分析法,重点对社区参与式管理在青田保护区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三项建议:(1)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社区参与理论与方法培训;(2)利益相关方信息交流平台建设;(3)社区参与相关规章制度建立。

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古代"祀"这一活动表达的是信仰,"祀"被认为是"国之大事"。历史上,有关"祀"的各类礼制大多是逐渐被纳入国家典章制度的。城隍崇拜起源颇古,最初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并逐渐拥有广泛的影响,但直至明代方正式被纳入祀典,成为国家制度。就清代的史料看来,城隍致祭的影响已超出了严格的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信仰的范畴。尤其在清代地方司法及行政事务中,城隍崇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农林交错区典型地表死可燃物含水率预测

黑龙江省平原和山区交错带植被受长期的人为破坏,林相差,人为活动频繁,火险等级高,火灾频发。加强该区域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和预测研究,有利于提高火险预报准确性。以处于该交错区的黑龙江省庆安县典型地表死可燃物为研究对象,对其含水率和气象要素进行了动态观测,分析了影响含水率的因子,并以气象要素、FWI指标及两者的混合为预报因子分别建立了地表死可燃物含水率的预测模型。结果表明,可燃物不同含水率时,其影响因子不同,低含水率时,受湿度影响大;高含水率时,受降雨影响大。FWI指标,主要是FFMC与全范围的含水率相关,但与≥35%的含水率相关差。该指标可用于预测全范围的含水率,但误差大于气象要素回归法,不适合降雨后的含水率预测。FWI指标与气象要素混合建模对于绝大多数模型并没有提高精度。气象要素回归模型误差在〈35%时与FWI模型差异不显著,但对于全范围的含水率预测,其误差低于后者。对于该地区除红松林〈35%的含水率以外的地表死可燃物含水率的预测,应采用气象要素回归模型,MAE为2.0%～7.8%,平均5.4%;MRE为10.6%～28.1%,平均15.8%。对〈35%的红松林含水率预测,加入FWI指标能够改进预测精度,采用混合模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