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综述

为了深化地震灾害史的研究,为今后地震灾害的防范和应对提供借鉴和启示,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法缕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清代地震灾害相关研究成果,以展现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现状。研究表明,清代地震史料收集、地震总体研究、地震专题研究、地震灾害应对等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阶段性特征,但也存在史料挖掘运用不足、研究视角与维度狭窄、研究范式单一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民间文献,以交叉研究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地震灾害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明清家具一腿三牙结构部件类型与匠意研究

通过书籍、博物馆、拍卖会等渠道收集统计了52例具有一腿三牙结构部件的明清家具,根据一腿三牙结构部件中角牙的造型,将一腿三牙结构部件分为A类型、B类型和C类型。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构件与构件之间的关系,分析出不同类型构造规律、构造原理以及蕴含的匠意。经探究得出,一腿三牙部件在家具中的构造原理为受力解力、加固稳定以及家具顺纹而做遵循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此外,总结了一腿三牙结构部件所蕴含的美学内涵、线脚艺术以及其中的榫卯结构。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一腿三牙部件的认识,同时为研究明清家具中的结构部件提供新思路。

“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明清鸡足山兴起中的多民族共塑与交融

大理宾川鸡足山是一座跨民族、跨地域、跨宗教的圣山。鸡足山在明清时期作为圣山兴起的过程,是区域社会中各民族对鸡足山景观的共同塑造、朝山盛节共庆、生产生活物资互通的过程,同时也是鸡足山被各民族接纳认可并被构建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过程。一部鸡足山圣地的兴起史,于区域社会而言就是一段多民族共塑圣山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过程中,鸡足山逐渐成为各民族共筑共享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通过《陕西省志·地震志》《中国地震目录》等汇编性史料提取明清时期(1368—1912年)关中地区地震发生频次、位置、震级和地震灾害影响等信息,应用指标统计、滑动平均及语义差异分析等方法,建立关中地区地震灾害时空变化图并分析特征。结果表明:①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地震有显著的阶段性、年代际和季节变化特征。1474—1676年是当地地震相对活跃期,其中1500年代和1480年代地震发生频次最高,且多发于夏季。②地震震中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中东部,且随时间变化震中逐渐分散,地震频次及强度也随之减弱。③关中地区历史地震高发期处于汾渭地震带第二活动期中,且区域空间分布特征为东强西弱。受多灾叠加、社会动荡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小震大灾”情景时有发生。

晚清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

晚清时期,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对机器制茶的接受程度也由低到高。19世纪80年代后期,华茶贸易危机初现,国人开始了对机器制茶的探讨,此时国人对这一新的生产方式认识尚浅,意见存在分歧。19世纪末,报刊媒体的介绍使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识有所深化,对机器制茶的倡导成为中国茶业改良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和商人开始了机器制茶的尝试,但不少人仍对机器制茶存有疑虑。20世纪初的清朝新政时期,对国外的考察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机器制茶被视为振兴茶业、挽回利权的必要手段。虽然出于种种原因,晚清机器制茶的实践十分有限,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过程反映了其对待新的外来科技积极开放与谨慎理性的双重态度,为中国茶业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来源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的遵循:价值、困境及出路

从明清契约文书整理的相关成果来看,当前研究探讨多集中于“归户性”整理方面,而来源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在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来源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按档案来源进行整理和分类,保持同一来源档案不可分散、不同来源档案不得混淆,遵循来源原则对保障契约文书的完整性,保持契约原有整理方法和体系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在实践中,遵循来源原则也面临着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在前端已被破坏,来源信息追溯困难,整理、出版中有关信息被删节等困境。为了突破困境,在明清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中应尊重契约的原貌和原有整理方法,尽最大可能开展研究补充与契约文书完整性和关联性密切相关的信息。

晚清民国常武地区针灸医家挖掘和整理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常武地区,以费、马、巢、丁为代表的孟河医派,在中医的发展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四大医家均是以内外科而闻名于世。在同时期,常武地区同样走出了很多著名的针灸医家。文章通过整理和发掘,回溯常武地区走出的针灸医家的故事,研究其对针灸发展的主要贡献,丰富常武地区针灸学术史。

清代赴琉球册封使的选派

明清鼎革之后,册封使在中琉封贡关系中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清朝八次册封琉球,共计选派十六位册封使远渡重洋,出使琉球,为中琉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朝十分重视册封使的遴选,主要体现在遴选主体、遴选程序、遴选标准及要求三方面,相较于明代均有较为明显的升格。在册封使派遣方面,对离京前、抵闽后、赴琉球、返国后的全过程,清朝也作了许多规制设计和精密筹划,确保册封使既能顺利完成使命,又能展示“天朝上国”仪度。清代赴琉球册封使选派的日臻完善是明琉封贡关系的延伸,也是清朝重视属国琉球的反映,进一步增强了琉球对中国的向心力,促进了琉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琉球更好地履行藩属国义务,满足了清朝对巩固封贡体系的希求。

宿山:明清杭州的天竺进香及其香市

天竺分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既指天竺山,又指天竺寺。在明清两代,普陀因观音而成为天下佛教名山,引得全国信众前去“朝海”;而杭州天竺因观音而名闻遐迩,进而引得信众前来“宿山”。从本地日常的烧香,到越境进香;从朝山、朝海,再到宿山,诸如此类的宗教仪式及其转向,无不说明明清民间信众的宗教信仰更趋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因进香而形成的“香市”,既是宗教与经济的结缘,更是一个流动的商业市场。香市既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又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进而成为杭州的一处城市人文景观。

清末民初江苏地区家谱特点探析

清末民初,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家谱修撰成为部分家族承继血缘关系和家族文化的重要方式。江苏地区是修纂家谱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对家谱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扬州吴氏、宜兴吕氏和无锡锡山秦氏三个家族的家谱具有完备的体例,重视家规族约的制定,并充实了对家族女子成员的记载内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区域文化紧密相关,是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清人《论语》笔记对前代的传承与超越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清人《论语》笔记是清代学者带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撰著而成的学术著作,不仅是今人研究清代《论语》的重要文献来源,也是考辨清代学术演进路径的关键文献资料。从释读方法看,清人《论语》笔记以传承汉、宋二学传统为主,分别从文字训诂、经文义理入手,以求对《论语》本义的确解。从解经思想看,清人笔记突破了前代《论语》研究篇幅冗长少有变通、严守家传与师说、治经手段单一的局限,无论是其灵活自由的条辨形式,还是实事求是的解经原则,抑或会通博洽的学术视野,都可谓是对汉代以来《论语》研究的发展与超越。

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明清易代与江南文学版图之重构

在明代至清代康熙前期,苏州无疑是整个江南地区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中心。明末清初,杭州和常州的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康熙中后期以来与苏州形成了鼎立的局面。江南其他地区的文学发展,在明清两朝也各自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江南地区的文学版图在清代得到重构。这一局面的出现与明清易代有着根本的关系。

在省例与习俗之间:清代闽东契约书写格式中的法律意识

省例是清代国家律例的重要补充形式,上承国家法宗旨,下接地方习俗。同治《福建省例》对乡村绝卖、活卖或典当田宅等契约书写均有固定模式,约束契约书写格式。但民间社会书写契约时并未完全遵从省例,保留有明显的习俗痕迹。闽东文书无论是绝卖缴税的红契还是活卖或典当不缴税的白契,多为单契。闽东乡村女性立契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省例与习俗交织互存的关联,也显示出人们在乡村买卖田房时存有国家在场的意识。

索诺木策凌与清代乌鲁木齐地区的建设

清朝收复新疆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乌鲁木齐地区千里成墟、百废待兴,战后重建成为首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的首要任务。索诺木策凌从城市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多项具有实效的措施对乌鲁木齐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这些举措较快实现了当地乱后而治,推动了乌鲁木齐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为乌鲁木齐能够发展成为新疆首府起到了奠基作用。

流动的媒介: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

明清商人群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揆诸文献可知,明清商人不仅积极开展公益实践,注重与士人的交往,而且在日常生活与经商过程中,孝养父母,讲求诚信。这些行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好感。官方与士人将商人的行为与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褒奖或者撰文等方式不断宣扬他们的事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改善间接表明,只要接受儒家文化,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便会得到国家与士人的认同,这使得民众看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实质性益处。研究表明,明清商人基于自身体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媒介,明清商人不仅传承了儒家文化,也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文化,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