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庆邦小说中的煤矿空间:以《断层》《红煤》《女工绘》三部长篇小说为例

小说空间既指涉现实世界,是对社会历史空间的模仿和呈现,又能自成一个艺术世界,是具有象征性和表意性的符号世界。刘庆邦的三部煤矿题材小说《断层》《红煤》《女工绘》在现实与象征的维度上创造出了丰富而生动的煤矿世界,看似是对煤矿历史和现实空间的经验表达和摹写,实则是用艺术编码的表意方式,构建一种独具魅力的审美化空间和艺术体验。《断层》《红煤》和《女工绘》中的煤矿空间,具有鲜明的行业性、地域性特征,同时蕴含着复杂的区域文化身份,凝聚着中国当代煤矿空间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情感结构以及话权力形式,它们不是封闭空间,也不是僵死和空洞的容器,它们代表着刘庆邦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对煤矿空间场域不同的审美认知,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烙印,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精神空间,更是一次次地“作为历史重写本”的地理景观。煤矿空间在营造氛围、塑造人物和设置故事冲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有意或无意建构的直观空间形象,以及对这些直观空间的巧妙安排和运用使得小说艺术的特性充分彰显出来,并且小说的空间本身就是小说文本之中的潜在密码或者言外之意,通过对小说空间的拆解和探密,可以加深和拓展对小说空间叙事的理解。

《女工绘》:爱的艺术与记忆的表征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女工绘》是一部关于女性矿工群体的记忆文本,其创作源于作者不能忘却的煤矿生活记忆和对女性矿工群体的爱。小说在对煤矿日常生活的再现中,表征出作者对煤矿工业生活的记忆和爱恋;在展现华春堂形象的过程中,再现了青春记忆中的爱情之美;同时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揭示被遮蔽的创伤记忆,表现出对青春之美的惋惜和对命运的感叹。小说蕴含多重爱的记忆和深层的历史意识,在政治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空间中,彰显生命与存在的真实。

刘庆邦小说的三重空间建构

刘庆邦作为当代文坛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擅长在小说中建构空间,和众多作家一道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和城市空间的书写,而且建构出极具个人色彩的矿区空间。刘庆邦的小说空间既关注地理又关注人文甚至是人物心理,极具研究价值。本文从文学地理学和叙事空间理论出发对刘庆邦小说中的空间建构进行解读,并探讨小说三重空间建构的意义。

怀旧意识与刘庆邦柔美小说的文体生成

怀旧意识是刘庆邦柔美小说文体生成的心理动因。在怀旧心理的驱使下,刘庆邦选择了短篇小说的文体,在结构上则表现出散文化特征。刘庆邦小说体现出一种反速度叙述,这是怀旧心理与现代快节奏生活对抗的结果,文本意义在缓慢的、凝滞的叙述中呈现。刘庆邦小说的语言在审美体验、诗意传达、家园追寻等方面和怀旧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美学效果。怀旧心理还影响到刘庆邦柔美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整体氛围。总之,怀旧意识奠定了刘庆邦柔美小说文体生成的心理基础,决定了其柔美小说文体的独特性。

吹响民间底层生命的唢呐——底层叙事视野中的刘庆邦小说

刘庆邦来自民间,关注民间底层人民生存的尴尬、人性的裂变,创作了大量底层叙事小说。刘庆邦的小说坚持民间叙事立场,直面底层社会真实,贴近底层人物灵魂,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青帮之演变

清末民初是长江下游青帮快速发展的时期。其原因一方面是长江下游传统的小农经济进一步瓦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复杂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长江下游社会的动荡,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日趋弱化。长江下游的青帮不同于红帮,它的反清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民元之后,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其下层为适应城市生活环境逐步演变成近代的黑社会组织。

守望“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刘庆邦及其短篇小说《咱俩不能死》

“短篇王”刘庆邦在创作中始终立足于矿区与乡间。乡村题材的作品主要描绘小人物的美,谱写田园牧歌;矿区题材的作品除了展现小人物的美外,更多的是展示矿工“无声的死亡”。《咱俩不能死》作为矿区题材的作品之一,却有了新的观照视野,以非同性恋的同性性行为的发生昭示了年轻的矿工顽强的生命意识,揭示了他们异化的外部原因,表达了刘庆邦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悲凉底色上的淡淡诗意——论刘庆邦小说的艺术风格

由于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及文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刘庆邦特别钟情于农村和矿区题材。他习惯于将这两种题材所固有的悲凉处理为人物活动的基本背景,而创作的重心则始终落实于对人物心灵诗意的探寻,由此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风格——悲凉的底色上透着淡淡的诗意。

刘庆邦与邵丽小说的互文性

中原作家群中的优秀作家刘庆邦和邵丽,皆以小说创作驰名当代文坛,并都曾荣膺"鲁迅文学奖",而他们的小说在多个方面构成了明显的"互文本"关系。刘庆邦和邵丽小说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表现丰富的人性、出色的心理描写、注重细节的力量、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等方面。

论刘庆邦的成长小说

刘庆邦成长小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并不刻意追求社会政治内涵,而是真正地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作为小说叙述的重心,尤其擅长于对青少年独特的心灵世界作精细的描摹,以及对诸多平凡琐事仪式意味的开掘,具有明显的诗性品格,同时又不乏深厚的现实底蕴。

刘庆邦:逝去的纯真年代

刘庆邦柔美小说主要有两种情感脉络,纯真的情感和温柔细腻、含蓄委婉的情感表达方式,小说中忧伤的情调和自然的境界,蕴涵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切合90年代兴起的怀旧思潮,表现了作者对抗工业文明、呼唤诗性生命的批判立场。对于生态失衡的现代社会和人的精神处境,刘庆邦的柔美小说是一缕来自田野的风,它的清新足以澡雪精神,吹散物欲膨胀的燥热,召唤久违的自然之美重新回到人类的心田。

“城”“乡”之间的人性坚守——谈刘庆邦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纵观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其从独到的人性视角,用其发自人性深处的价值评判标准,怀着无限理解、悲悯和宽容之心,抒写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父老姐妹以及矿井下"走窑汉"兄弟们悲喜交织的苦难史、精神史,谱写出一曲曲人性至善的城乡生活乐章。

精神的秘史 苦难的记忆——读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

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堪称一幅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华北平原农村生活的凄美画卷。作者从哲学和审美境界的高度,探寻了民族的苦难极其根源。书写了关乎民族的生存、奋斗,灵魂、苦难的生活史、精神史、心灵史。

刘庆邦小说底层叙事下的国民劣根性

"苦孩子"出身的刘庆邦对民间人物喜怒哀乐价值判断与道德标准都了如指掌,三十年来一直坚守着以平民的立场书写底层人性的闪光点和劣根性,表现出他对国民性的极大关注。文章试从对看客的描写、对底层宗族势力的审视、对宿命论的批判以及对民间固有法则的批判四个方面来分析刘庆邦作品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底层民众的关怀。

论刘庆邦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

刘庆邦是一位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优秀作家,其对短篇小说创作艺术的探索,仅在“结尾的艺术”这一层面就体现得很明显。概括来说,刘庆邦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自然结尾,寓奇崛于平淡;“结”外生枝,拓深表现力;颠覆反转,出人意表;开放设问,言尽而意无穷;含而不露,引发读者共鸣。实际上,作家无论采取何种结尾方式,都是为了达到“升华”的审美效果:深化主题,开掘人性,拓展意蕴。

存在的苦难:《走窑汉》的生命景观

《走窑汉》是刘庆邦的成名作。作品刻画了马海州、小娥、张清三个人物形象,他们因"性"纠葛在一起,无论强悍、柔弱还是卑微,都在承担着生命中无法摆脱的苦难。三个痛苦而焦灼的灵魂呈现了一种人类生命的独异景观,这或许是在"人性"之外《走窑汉》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的意蕴。

执着的家园寻觅——论刘庆邦的乡土小说创作

对家园的探寻是刘庆邦在创作中持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他以回望的姿态构建出充满诗意的理想乡村家园,同时又以冷峻的态度关注着转型期乡土世界的现实境遇,呈现出“柔美”和“酷烈”两种写作风格,两个极端的书写却一致地表达了对家园的追问与探索,展现了底层民众对“家园何处”的困惑,传递了对传统乡土文明的深切怀念,但相对保守的家园意识也使得作者在家园探寻的征途上难以有所突破。

《黄泥地》里的当代中国乡村生态

刘庆邦的长篇近作《黄泥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它全景式地呈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之后中国农村和农民在内外多重力量的促动下,重新走向组织化的社会进程,显示了自觉、鲜明的史诗品格。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乡绅传统的消解、再兴和异化,它也做了生动的描述、深切的反讽,形成了足与专业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交相印证的互文关系。

刘庆邦小说的审美倾向分析

朴素、简单而丰富、冷幽默是刘庆邦小说的审美追求。刘庆邦小说用朴素的方法进行民间日常生活叙事,简单的情节与丰厚的内涵统一起来,加之冷幽默的运用,在平凡的人间世象中发现颤抖的灵魂,重建了小说与现实的良性关系,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与信任。

浙江舟山青浜岛表土重金属含量及空间分布研究

文章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测定了舟山青浜岛东坡(E坡)、西坡(W坡)表土重金属含量,分析了不同海拔高度重金属元素Cr、Cu、Zn、As、Cd和Pb的分布特征。参照中国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青浜岛表土Cr、Cu、Zn、As、Cd和Pb含量普遍超标,且W坡污染程度较严重,其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最高值达1.77。随着海拔的升高,E坡Cr、Cu和Pb污染程度加剧,而W坡未表现出这一变化趋势,这与E、W坡大气沉降差异相关。潜在生态风险评价表明,RI值随海拔高度先降后升,在近山顶海拔90 m处达到最大值91.97,主要受到Cr和As的影响,岛屿重金属污染为轻微生态风险。实地考察和实验分析表明,青浜岛表土重金属污染与成土母质无关,重金属主要来自大气传输和差异沉降,个别异常点的出现与岛上居民生产活动有关,尤其是W坡重金属Pb的分布。整体而言,青浜岛表土重金属污染程度不高,属于轻度危害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