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后清流”提出的御敌方略初探

甲午战争中,作为当时清廷中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后清流积极鼓动对日作战,并提出了一系列御敌方略,其中包括:进攻和防御策略、军队建设策略、后勤与保障策略及马关签约时期的迁都与日进行持久战的主张。通过分析后清流提出的具体战略战术,将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

论中俄伊犁谈判时期的清流派

中俄伊犁谈判崇厚签约后,经历了严惩崇厚、改派使臣、改定条约等过程,每一次改动,都与清议有关。清议的劾奏,也曾促使清政局在某些政策方面有所变化,也改变了清流派在清廷中人微言轻的局面,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望,但清流派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认识不足,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挽救危局。

义和团时期的奕劻

奕劻在义和团时期,与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互相呼应,不赞成杀教民、杀洋人、拆电线、毁铁路、攻使馆,与列强开战,史实证明,奕劻等人比毓贤、李秉衡等清流派高明。

宋诗派文人群体与清流党

宋诗派文人群体与"清流党"渊源甚深,陈宝琛本是清流健将,陈三立、郑孝胥均为清流党弟子,他们的友朋中也有许多清流人物,但宋诗派和"浊流"即近代洋务派关系亦较为密切。本文旨在说明这是一个既有清流风骨,又通晓世界大势的维新群体,在近代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晚清社会的清流派

晚清时期,列强一再侵华,迫使清廷签订屈辱的条约,引起朝野公愤。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流派认为向西方学习是离经叛道,必亡国灭种,主张以恶教仇洋之民众消灭洋人,洋人寡不敌众,我国以逸待劳,必可战而胜之,报仇雪恨。

义和团时期的慈禧

慈禧信用清流派处理军国大事,清流派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仍然要尊王攘夷,把正确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谬误的盲目排外。清流派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所淘汰,作了慈禧的替罪羊。

临桂词派与中法战争

临桂词派崛起于晚清国家社会巨变之中,其词人群体多在朝为官,享有清望,他们在晚清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不畏权贵、勇于直言,留下了众多忧国忧民的词篇。中法战争时期,以王鹏运、文廷式二人为代表的早期临桂词派词人初登政坛,他们与清流派接近,对国事十分关注,在中法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冲击之下,二位词人将其忧惧忠愤与爱国之情糅进词句之中,表现出积极参政与支持维新改良的倾向和勇气,体现出抑扬时局、援史入词的"词史"精神。

在“理”与“势”之间：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晚清的改革,首先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有关。在官僚士大夫中,理学家的经世派逐渐取代了修身派,如此才有了洋务运动在儒学内部的合法性价值。官僚士大夫不管如何重"势",依然面临"理"的规约。而到李鸿章等一辈人,"理"的位置无足轻重,一切以"势"为转移。"理"与"势"的冲突,反映在官僚士大夫内部,则是洋务派与清流派之分。到同光年间,在香港-上海走廊的通商口岸城市,出现了一群中国社会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型精英:口岸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先驱性人物。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与口岸知识分子,共同将1894年之前的自改革运动从"改艺"(技术工艺)逐步推向了"改制"(法律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