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空间布局研究

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作为畿南高等学府之一,是畿南地方庙学的典型代表,对广平府城乃至周边城市的平面和空间格局有着重要影响。以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为研究对象,依托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研,梳理、归纳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的选址和建置沿革,并进一步从功能布局、空间序列与营造上深入分析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空间布局特征。以期为今后广平府庙学的重建和广平府城空间格局的复原提供参考,并对地方城市庙学建筑资料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清代苏州府城市型政区的特点及局限

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与西欧封建时代的城市相比,其地区行政中心的意义更为突出。明清两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性农业、手工业持续发展,促进了该地区城市的不断繁荣。尽管如此,此地城镇仍保持着原有的管理特色。城市形态是不统一的,往往存在着一座城市分属二三县,作为其共同行政中心的情况。这种管理模式很少顾及城市本身的完整性,造成了一种城市分割的结果,客观上阻碍了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妨碍了城市的进步。

清末新政的新式学堂与教育近代化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挽救垂危统治采取的应急举措 ,在新政期间 ,随教育改革推行 ,涌现出大批新式学堂 ,新式学堂从办学宗旨 ,教学对象 ,学习内容 ,办学模式等各方面都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 ,新政促进了新式学堂大量涌现 ,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清代中期艺文幕府著书与乾嘉学术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文事活动为主的幕府,这些幕府倡导学术研究,学术气息浓厚,著书活动兴盛,一度成为学术基地,推动了乾嘉学术的发展。乾嘉时期幕府著书成为清代学术史上很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代中期艺文幕府的著书活动对清代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仅保存了众多的优秀典籍和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种表征。

义和团时期的奕劻

奕劻在义和团时期,与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互相呼应,不赞成杀教民、杀洋人、拆电线、毁铁路、攻使馆,与列强开战,史实证明,奕劻等人比毓贤、李秉衡等清流派高明。

清末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办学始末

本文就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办初等教育作了探讨。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在西藏的治理,为西藏教育厘定了计划,编译教材,拨付专款等。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西藏创办了直属教育部的“国立拉萨小学”,后因英帝国主义者策动西藏的亲英分裂势力制造“驱汉事件”“,国立拉萨小学”停办。

晚清社会的清流派

晚清时期,列强一再侵华,迫使清廷签订屈辱的条约,引起朝野公愤。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流派认为向西方学习是离经叛道,必亡国灭种,主张以恶教仇洋之民众消灭洋人,洋人寡不敌众,我国以逸待劳,必可战而胜之,报仇雪恨。

清末民间中学教科书的编译与审定

清末新学制的颁布促进了中学教科书的编译，形成官、私分编教科书的局面。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编译的中学教科书，注重编写的科学性、体例的创新性、内容的进步性，成为新式中学教科书的范本，并受到清政府的审定。我国当今的基础教育改革，改革教材单一渠道发行的体制，实行国家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和对中小学教材审定制，这与清末民间教科书的编译与审定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回响与印证。

政治视域下清代苏州府学修葺再研究

通过梳理清代苏州府学修葺工程开展的频率、方式及参与主体等可知,从顺治到同治的213年间以“官方倡导,官民结合”的方式为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清代苏州府学修葺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清朝前期修葺工程较为频繁,政府出资次数不足一半;清朝中期频率趋缓,政府出资是资金主要来源;清中后期频率明显降低,资金几乎依赖民间。有清一代国家对府学极为重视,并加以牢牢控制,推动文教事业走向繁荣。

20世纪初清中央政府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调适——以《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20世纪初清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的是一体化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只是因为中央势微,一体化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实际上,根据《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颁布前后的情况来看,1911年以前,清中央政府的确实施的是一体化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某些地区在推行这一政策时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一些地区在推行该政策时也遭遇到不适合边疆民族语言实际使用状况的问题。根据这些情况,特别是在部分民族上层人士的争取下,1911年以后,清中央政府在《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中适度调整了一体化的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在不变动推广普及使用通用语言即国语国文的大前提下,清政府允许边疆民族群众学习本民族语言。这一调整使得清末一体化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弹性,适当照顾到少数民族人士的民族情感。

“官立模范,借绅力以期普及”——略论清末新式学堂的官绅合办模式

科举制度是抡才教育,新式学堂则为培才教育。清末改废科举,兴办学堂,官绅合办是兴办新式学堂所常用的模式。这一模式在几位朝廷大员讨论兴办学堂及改废科举的奏折中逐渐形成,内涵也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于政府所颁布的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中。清政府采用这一模式有两个原因:一是基于国家财力不足的考虑,二是受传统办学模式的影响。

清朝前期新疆官办学校教育研究——以《伊江汇览》叙述为例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设立伊犁将军,对南北疆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辖,在此期间,乾隆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经济和教育措施,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促进了当时新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伊江汇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文章主要就其中学校教育的开展及其影响作了探索,为我们当前社会的学校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清代青州府士绅参与地方办学研究

清代山东青州府所属之地人才辈出、文化教育事业繁盛发展,这与当地士绅积极捐资办学、参与地方教育活动密不可分。本文以青州府县志为基础,通过具体分析当地士绅阶层积极参与修缮地方官学教育设施、参与地方书院教育、捐资地方义学教育等形式,由此来分析当地士绅在培养科第人才、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云南书院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为书院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书院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教育场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云南书院。文章拟对中国知网收录的17篇期刊和3篇硕士论文进行研究综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云南书院的数量、地域分布、历史沿革,以及对云南典型书院的个案研究。

清代中央算学馆述论

南北朝时期,中国始有官方负责的算学教育。隋唐宋三代,算学在中央官学教育中均占据一定地位。但宋以后算学在中央官学中逐渐衰微。清代,在统治者的重视、西学东渐和乾嘉学派算学研究等多方因素的推动下,中央算学教育重新复苏。康熙年间在中央官学中设立算学馆,此为清代中央算学教育复兴之始。经过康熙雍正时期的不断发展,最终在乾隆时期中央算学形成了完备的建制。从算学馆的学生员额、算学生出路和算学馆总体发展情况等角度来看,算学馆所遵循的更多是一种“实用性”的政治导向教育,没有为中国古代算学教育带来质的改变。但是,清代中央算学馆在推动中国古代算学发展、促进晚清的变革和接受西方科学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清代重庆育婴慈善活动的历史考察——以育婴堂为中心

清代社会保障事业普遍兴起,针对不同人群的各种慈善救助机构、组织在全国广泛设立。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创设了辐射城乡的拯婴善堂——育婴堂,以拯救婴孩、挽救社会颓风,同时推动了清代重庆慈幼事业的较快发展。政府扮演积极角色,是清代重庆育婴事业发展的一大特点。从整体上看,清代重庆育婴事业还存在救助规模有限、经费不足以及管理混乱等问题,使得救济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晚清重庆地方政府的兴学活动考察——以巴县新式学堂为例

清末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运动席卷全国,作为皇权在地方的延伸,各级地方政府在兴学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重庆为例,细致考察政府的兴学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发现,此时的兴学活动,除了要解决民众教化、增进知识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面临新的挑战,如国家认同、国民塑造、强国强种等,而后者影响了截然不同的兴学内容和方式,形成了行政权力与士绅长期主导学务活动的竞争。所以,看似单纯的兴学活动背后隐含了行政力量在知识领域的强力渗透,以此作为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论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的文化治理

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