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

从相和歌到清商三调——魏晋娱乐音乐的发展变迁

"相和歌"的称名到刘宋时期才出现,是特指魏晋时期"丝竹更相和"的"十三曲"清商曲。清商三调是在相和歌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其音乐渊源与相和歌一样,皆出于清商曲。其歌辞语面形态上"行"和"解"的出现是其表演形态中"歌弦"、"送歌弦"等辞乐配合演唱部分的出现、"调"在演唱中得以进一步强化的产物。魏晋时期清商乐从相和歌到清商三调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魏晋娱乐音乐的发展历程。

曹操与清商乐

汉末大乱不仅使整个社会遭受严重的破坏,也使文化学术遭受浩劫,众乐沦缺。曹操作为一名富有文人精神的政治家,凭借其政治的实力,在促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曹操参与了清商乐的创作,在音律、辞赋、歌舞、收集、创作编排等方面对清商乐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他提倡文人创作,搜罗歌舞伎乐人才、设立清商署,对清商乐作出了重大贡献。

慷慨有余音 要妙悲且清——音乐对建安慷慨诗风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安诗歌的慷慨诗风正是那个时代的音乐欣赏、审美理想、精神追求、时空情绪与社会人生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学风格。本文以建安时期的清商乐特点以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作为切入点,着力探讨了清商乐的音乐特质在建安诗风形成中的作用。

清商乐流变探析

清商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俗乐,是相和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东晋政权南迁以后,南方的音乐随之有了更显著的地位。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声"、长江中游的"西曲"和南迁的相和歌合流,形成了一个新的乐种叫"清商乐"。文章对清商乐的名称以及演变中的文化融合、音乐风格、结构形式、伴奏乐器等方面作了简要论述。

清商乐若干术语考

在有关清商乐的文献记载中出现过"契、半折、六变、拍、节"等术语,对其作出考析后可以发现:其一,契即契注声,或称契声,是乐曲末尾的乐段,在清商乐中往往采用音乐与吟咏曲辞相结合的形式表演,其出现与佛教东传有一定关系。其二,所谓六变,乃六首变曲之义,指的是吴声歌曲中的《游曲》六曲;所谓半折,指的则是"乐声要较原来律高稍低"的演奏方式。其三,拍分句拍、韵拍、点拍三种,《相和》十七曲应以一句为一拍;此外,《相和》曲演唱以"节"来控制节拍,亦即后来《清乐》部中使用的节鼓;但它与另一种带旄似竹的指挥乐器"节"完全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

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对文本传播中的多种可能性的考辨为立论基础,"古诗"类早期文人五言诗主要应为宫廷乐府的清商乐歌辞,它们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总数超过59首。由于多为宴会即席创作,它们有创作中显共性和传播中具变动性两大特点。因此在分析文本时应有充分考虑,同时亦应注意分辨歌辞、本辞。对《乐府诗集》所载奏乐时代情况的考证,说明了一向所说的汉民间乐府诗作如《陌上桑》等确非两汉乐府诗。

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分析清商乐于汉末魏晋时期流行的原因

清商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一种集艺术性、审美性、娱乐性为一体的音乐形态,在汉末魏晋时期发展并流行,为我国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保存及隋唐歌舞大曲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将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对清商乐于汉末魏晋时期流行的原因进行探讨。

汉代相和大曲对楚辞曲式的承续及新变

楚乐在汉代广为流行,汉乐的发展中亦体现出楚乐浸润的痕迹。汉相和大曲不仅艺术上承续了楚乐的风格,作品结构形式上亦同楚乐有着承续关系。相和大曲曲式上有艳、解、趋、乱。"艳"本指楚地乐舞,后渐渐演变为相和大曲曲前的抒情成分;"乱"是楚声旧有之曲式,为相和大曲所吸收,位置仍在曲后,有收束完结之意。"解"与"趋"则是相和大曲在楚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曲式因素。魏晋六朝之时,相和大曲受吴楚新声的影响而有了新的变化,清商大曲进而产生,其"首"或"曲"的音乐地位同相和大曲的"解"是相等的,而其曲前的"和"与"送",亦源于相和旧曲。楚乐、相和大曲与清商大曲间呈现明显的音乐文学结构上的历史承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民间歌诗与齐梁文论

梁、陈时代正是南朝清商曲辞开始影响到文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永明声律学说的提出、文学新变观念的萌生、哀思之美的追求都同民间歌诗的审美特质具有密切关系。从民间步入书斋和庙堂,带动南朝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发生深刻变化,是民间歌诗在文坛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论“清商”成为妙曲代称的原因与意义

“清商”最初是专指性的音乐术语。它成为妙曲的代称,完成于汉魏之世。“清商”内涵的这层演变,主要与当时的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器乐与人声相结合的歌舞乐开始盛行,二是时代普遍缺乏较为精确的乐律知识。本文的探讨说明,是“清商”而不是“清徵”、“清角”成为妙曲的代称,反映的正是汉魏时期音乐史的发展轨迹。

“丝竹更相和”——从器乐组合形态看南音

南音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使这一古老乐种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专家学者们对其历史根源、艺术构成及表现形态等做了细致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在乐种的归类上南音被归为"曲艺"一类,但其与说唱音乐在性格上有迥然的差异。由于发展脉络的模糊认知导致对乐种定位的偏离。从中国传统器乐组合形态角度探寻南音的历史源流,旨在拓展研究思路,为探明南音发展的过去、将来提供另外的研究可能性。

魏晋南北朝艺术论略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但也正因为动荡战乱,才带来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客观上分析,这是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文化交流及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从魏晋南北朝的歌舞乐《清商乐》、《神弦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及文人画出发,来分析阐释当时艺术发展的动力及特征。这些古代作品表达了创作者以及欣赏者的情感及心理,也表现了当时中国艺术哲学中宁静致远、平淡天真的文人审美情怀。经济的不断繁荣、文化的交流融合、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佛教艺术的迅速发展,这些因素都推动着艺术向前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延续了长达1600多年的历史,并有着质的变化,成为中国艺术的分水岭。

《白纻舞》的溯源探流

舞蹈史学家们对《白纻舞》的乐声舞态进行了研究,该文着重于"以舞袖为容"为线,遵循中国舞蹈史发展的脉络,参照史料和文献,对《白纻舞》的源头进行追溯,并对《白纻舞》的发生、发展,以及"以舞袖为容"的特色在后世中的遗存进行探索性的分析。

清商乐——汉族俗乐发展的一次高潮

清商乐是汉族俗乐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最为重要的音乐形式,由于受到魏氏三祖及两晋、南北朝宫廷贵族的重视而得以产生、发展与繁荣,其艺术表现力也因为南北音乐文化的大融合而大为增强。本文对清商乐的产生、发展与繁荣以及音乐特点、歌词内容等方面作了简要阐述。

邺下文人的音乐消费与新声创制

曹操统一北方后,采取系列措施,致力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聚集于邺下的文士创造了安稳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提供了朝日相乐的经济基础。这种外在因素内化为邺下文人乐享人生的能量,在他们的音乐艺术才能和及时行乐的精神需求驱动下,逞才任性,诗酒风流,成为创制新声的活力,以享用声色之欢的艺术形式展示了邺下风流。

关于中国音乐发展史中可作六个音乐文化分期的思考

广东汉乐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一支干脉,研究汉乐意义重大。文章作者在多年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提出了将中国音乐发展史分为六个文化分期的观点,具体包括:巫文化阶段、雅文化阶段、清商文化阶段、燕乐文化阶段、俗乐文化阶段、新音乐文化阶段。

《玉树后庭花》之哀——亡国文化建构

《玉树后庭花》一直被认为是哀怨的亡国之曲。《隋志》虽给出了"其音甚哀"的性质判定,然从曲辞看,却并没有任何"哀"的成分。隋代正统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中国古代礼乐伦理传统,使《玉树》曲有一个逐渐走向哀歌的亡国文化建构过程。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文人对于清商乐"悲伤"的印象及前代典籍的影响,使他们通过创作不断重复《玉树后庭花》"甚哀"的话语,终于使《玉树后庭花》之"哀"在历史上完全定型。

从教坊演俗乐看唐前类教坊机构

教坊是唐代时期出现的管理俗乐的机构。在唐以前,宫廷中已经有各种俗乐的演奏,管理这些俗乐的机构随朝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主要有先秦之太常,秦汉之乐府,魏晋南北朝之清商署,隋之清商、太常。这些机构设置的变化从侧面反映了宫廷用乐的雅俗之变。

唐宋步虚韵的词学观照

道教音乐中的步虚韵与汉魏清商乐尤其是南方祀神歌有密切渊源,与佛教梵呗也存在同源互通的关系。唐宋时期步虚韵渗入燕乐并迅速流衍盛行,步虚词的齐言、杂言变化对考察声诗、曲子词的转变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不少词调如《捣练子》《步虚子令》《忆江南》及《西江月》等都与步虚韵、步虚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