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先生对《园冶》重刊的贡献

明代计成的《园冶》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造园专著,其在刊行后鲜为人知,几近湮没。民国期间,营造学社的数位学者对《园冶》一书整理、刊行,使其得以重刊面世。新中国成立后,陈植先生促成城市建设出版社重印营造本《园冶》,后又注释《园冶》,终使《园冶》广为风景园林界所知,从而使其成为了解中国古代造园的重要途径。在《园冶》重新被发现的过程中,朱启钤先生的作用却被忽视。通过梳理线索,以对朱启钤先生致敬。

高瞻远瞩的开拓,历久弥新的启示——清代样式雷世家及其建筑图档早期研究历程回溯

样式雷自康熙中叶至清末,供职皇家建筑设计机构样式房,长期担当掌案统领设计事务,留存至今的两万件图档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鉴于其弥足珍贵的价值,八十年前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抢救性地搜集整理和研究样式雷图档,便同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则例》等研究并重为架构中国建筑史学的基石,更由此指向建筑史学要髓,即古代建筑师、设计理念与方法及工官制度等研究。为裨益相关研究深化发展,本文综罗相关资料,分析归纳,系统回顾了样式雷及其建筑图档研究的艰辛历程,汲取前贤的宝贵学术思想和经验,藉以纪念样式雷图档入藏国家图书馆八十周年。

《云笈七籤》本《墉城集仙录》探赜

《云笈七籖》节录之《墉城集仙录》并非杜光庭原本,它删略了杜光庭尊崇老子的内容,与宋代盛行茅山道、天师道及尊崇赵玄朗的信仰特征暗合。另,《云笈七籖》的部分改饰,很可能源自《太平广记》,并非出自张君房之手。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营造法式》:一部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学术史

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发现宋《营造法式》并刊印丁本《法式》,之后委托陶湘先生以《法式》诸版本勘核校对并出版陶本《营造法式》,接着朱先生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延请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加盟,从此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系统建构,与对宋《营造法式》这部古代建筑大书的深入探索。自梁思成于1925年由乃父处获得陶本《营造法式》到其加入学社,开展紧锣密鼓的古代建筑考察与研究,直至发现唐代佛光寺大殿,接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梁先生始终坚持以理解与研究宋《营造法式》为中心,以建构中国建筑史与诠释中国古代营造制度为目标的艰难学术之旅。自1919年朱启钤先生发现《营造法式》至梁先生的学术大作《〈营造法式〉注释》全本以《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的形式于200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其间经历的大半个世纪,正是几代中国学人在探究中国古代建筑奥秘这一学术道路上筚路蓝缕的真实历程。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研究——纪念中国营造学社筹组90周年

朱启钤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写于中国营造学社筹备时期,采用研究计划书的格式撰写,可谓中国营造学社的起点。文章在考证该文版本源流的基础上,详细辨析了文中“营造学”和“沟通儒匠”两个关键概念之内涵,认为“营造学”的概念以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为基础,试图在保持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整体性的同时,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知识分类体系积极沟通,而“沟通儒匠”则是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将传统的边缘知识或实用技艺系统化,以“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的尝试。文章同样关注《缘起》一文提出的构想后来如何在中国营造学社团体协作的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初型的镕铸。

一个被黄金枷锁摧毁了的灵魂——试论曹七巧变态性格的形成

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中女主人公曹七巧是直接受宗法封建势力迫害的典型。黄金的枷锁压得她扭曲了人性,是她的人生的三个转折点形成了她的变态性格。

《紫江朱氏家乘》价值之述评

朱启钤是清末民初政治风云人物,《紫江朱氏家乘》是其编纂的贵州紫江朱氏家谱。该谱采用套色珂罗版印刷,仿照史例编纂,除了记载紫江朱氏家族的情况外,还包先世遗墨、珍贵拓片以及朱启钤的文集《蠖园文存》。《紫江朱氏家乘》不但是家谱的珍品,同时也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版本学价值。

奇乾山地樟子松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研究

基于奇乾山地樟子松群落的野外调查,分析了奇乾樟子松群落特征、种群空间分布格局以及物种多样性分布规律。结果表明:(1)奇乾山地樟子松林密度分别为830株/hm2、780株/hm2、580株/hm2。樟子松群落直径分布为单峰和多峰分布,树高分布为单峰山状和多峰山状分布2种形式;(2)奇乾山地樟子松3块样地种群分布格局均为聚集分布;(3)奇乾山地樟子松群落丰富度指数为:草本层>乔木层>灌木层,多样性指数规律: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均匀度指数无明显规律。

后人如何学习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建筑精神

本文就朱启钤先生发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八十周年纪念日之时,回顾了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改建正阳门以拓展北京城街巷交通、收集整理中国古建筑资料以及收集整理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各方面文献史料并著录留存等文化研究与实践,指出,他的贡献不仅仅在物质文化遗产上,也包括更广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朱启钤(桂辛)先生初步研究及其他——一份近代城市史视野中的历史人物研究简报

本文尝试将朱启钤(桂辛)先生的研究放在宏阔视野中进行观察,比较与分析: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朱启钤研究偏差、朱启钤在中国近代市政史上的位置以及与朱启钤相关的讨论;文中除了着重解析朱启钤与中国近代市政关系外,对于同时代的梁启超、叶恭绰以及之后营造学社社员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也略有关联比较和论述,希望对于近代以来的"士"——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演变兼有一定的讨论。

朱启钤与中国古典园林

朱启钤先生将古典园林视为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一个独特的类型,予以高度关注,曾主持将北京社稷坛改造为传统园林风格的中央公园。在执掌中国营造学社期间,朱启钤先生积极发起南北方园林研究,大力搜集、整理、出版相关古籍史料,推进园林遗产保护,还在《哲匠录》中为古代造园匠师作传,贡献良多。本文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回顾朱启钤先生在古典园林领域留下的印记,以作纪念。

朱启钤《女红传征略》对女性工匠研究的意义

《女红传征略》的编纂是朱启钤《哲匠录》酝酿成形的重要推导力量。作为其关于“哲匠”资料整理的宏伟计划的最初完成部分,《女红传征略》是20世纪初有关中国古代女性工匠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参考资料集之一。在这本书里,朱启钤收集记录了古代众多的“女红”工匠,其有关“绣工”方面的资料尤为丰富。本文从《哲匠录》中将“女红”作为研究主体的《女红传征略》出发,特别对其中关于“女德”的隐喻以及以古代“绣工”为代表的“女红”的研究展开分析,并旁涉丁佩《绣谱》及沈寿《雪宧绣谱》所透露的相关信息,共同探讨古代女性工匠形象所发生的改变。

不该被遗忘的陶湘《〈营造法式〉校勘记》

《〈营造法式〉校勘记》是陶湘先生在1925年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发行后,为匡正阙疑,遵照朱启钤先生嘱托,专程前往沈阳以《四库全书》文溯阁本校勘后写成,1934年12月刊于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第一期。然而,这篇关于《营造法式》版本校勘的重要文献,竟长期未能被学界知晓并给予应有的关注。为裨益学术研究,本文综罗相关资料,梳理该《〈营造法式〉校勘记》的来龙去脉,探寻其中彰显的朱启钤先生团结学社同仁,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信念,殚精竭虑,精诚治学的一代大家风范;以及虔心网罗年轻才俊,高风亮节地扶掖提携,奋力推进中国建筑史学光大于世界之林的道义担当。

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

1930年,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时,提出“沟通儒匠,浚发智巧”之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致力于打通经学与匠学,“一洗道器之分涂”,以明中国营造学之真义。1943年,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绪论中,将“沟通儒匠”发展为“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研究体系。惜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他未能推进对环境思想所涉及的中国古代经学之核心要义的研究。辛亥革命之后,经学被普通教育废止,经学科被大学教育废止,学术传统中断。时至今日,如何在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的研究中,理解并践行“沟通儒匠”之精神与方法,仍是一道待解难题。

丰富之识:朱启钤《漆书》的编纂

1927年,朱启钤（1872 ～1964）从日本索得失传已久的《髹饰录》刊行于国内.而在此之前,朱氏对中国漆艺已十分关注,并着手收集历代资料,编撰一本漆艺专书——《漆书》.此书因《髹饰录》的复归而并未及时出版,直至1957年由王世襄编辑油印才开始传播.《漆书》以历代文本记载及20世纪初发现的古物为资源,所囊括资料丰富而庞杂,甚或是20世纪上半叶研究古代中国漆艺最为重要的文本.

朱启钤《哲匠录》与20世纪初中国设计史研究之滥觞

在我国设计史学史研究的语境里,有关中国设计史研究的兴起是十分晚近之事,在当前诸多相关研究之中却颇少有人关注到“哲匠”这一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称谓。尽管这一称谓自古便有,但作为一个清晰的概念却始自朱启钤所辑的《哲匠录》。由朱氏《哲匠录》编纂可见其之于20世纪初期对中国设计史研究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即通过对中国“设计师”的学脉梳理与内容辑录,重构了以建筑设计为核心的中国设计史研究体系。由此,《哲匠录》在中国设计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有如西人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之于西方设计史研究的地位。《哲匠录》中尤以设计中之人的角色和建筑设计为论述要领,经此既展现出朱氏汇通中西的学术视野,更使得对“哲匠”的研究乃至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诞生成为了20世纪初引领中国设计史研究迈入现代学术世界的重要标志。

朱启钤先生的“丁卯朱氏刻本”及其文献价值

朱启钤先生发现并刊刻了传世孤本"髹饰录",使我国学者和漆器工艺人员能够有机会研读到这本古代漆工留下的专著。深入挖掘"髹饰录"的文献价值,对继承和发展我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特殊的意义。

《云笈七签》中的善恶思想

《云笈七签》是宋代道教的一部类书,其中包涵了丰富的善恶思想。其中对善恶之源头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元神之阳、三魂七魄、三尸九虫等方面,善恶可以从得道之人、修炼丹药以及祸福寿夭等方面得到表现,而修善则要从修心、积善、去恶等角度去完成,此外,道教对善恶报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当代社会中仍可以看到道教善恶思想的影响。

朱启钤《贵州碑传集》稿及新见材料研考

《贵州碑传集》稿为朱启钤所编撰,收录了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州历史人物的行状碑传。该书稿在1946年已具规模,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启钤一直在进行补充完善。朱启钤去逝后,该书稿被带回贵州,几经辗转,不知收藏于何处。2022年,笔者见到了卞孝萱生前抄录的《贵州碑传集》部分书稿,本文即以《贵州碑传集》稿为研究对象,对该书稿的编撰、著录以及内容、体例做一些研究与分析。

《云笈七籖》的生命观

《云笈七籖》是道教最大的一部类书,保存了《大宋天宫宝藏》的菁华。《云笈七籖》收录了较多的有关道教生命观的著作,主要论及人禀生受命说和相关的养生思想。人禀生受命思想主要集中在《禀生受命部》,养生思想集中在《杂修摄部》、《存思部》等部分中。人因着"神"的进入、因缘的契合及气的禀赋而产生。养生思想介绍导引和存思法,《云笈七籖》卷三十二至三十六详载导引之法。存思养生术主要集中在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卷四十四的《存思部》。另外卷十一、卷十二的《上清黄庭内景经》也比较集中地介绍了存思养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