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及其东传龟兹考

犍陀罗艺术开创了佛教图像化的时代,这种纪传体形式在叙事、说明方面的优势,使得它成为佛教向信众传播的重要途径,经由丝绸之路远播龟兹。从犍陀罗与龟兹之间的文字、佛经、军事及考古四方面来看,二者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追溯犍陀罗艺术的历史文化特质,探寻其传入龟兹的历史、路线及方式,还原它们的物质文化交流历史,对深入研究佛教艺术东传具有重要意义。

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石窟艺术多样化表现

龟兹早期石窟艺术,反映的主要是小乘有部派思想。公元4世纪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由学习小乘思想转变为弘扬大乘教义,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的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内涵,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的西域史料研究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新罗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是研究8世纪前半叶印度、中亚和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是以桑山正进为主持者的研究班讲解该写本的研究成果,它由日本各方面的专家参加执笔,于1992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目前仍然是最可靠的成果。这里翻译的是以注释方式对写本最后部分史料的研究内容,多由森安孝夫执笔,内容涉及安西四镇、西域汉寺、龟兹佛教等研究唐代西域宗教、历史、地理等的重要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佛教壁画与古印度佛教壁画的不同

中国古代佛教壁画自印度传入 ,在不同民族地区融入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而形成不同特点。如新疆的龟兹壁画和高昌壁画热烈奔放 ,西藏的藏传佛教壁画神奇诡秘 ,云南的傣族小乘佛教壁画包含更多人情味 。

龟兹佛教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龟兹是印度佛教东传重要的中转基地之一。龟兹佛教不仅承载了印度部派佛教的义理,还发展了印度佛教理论。龟兹佛教直接影响了中国内地佛教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中国佛教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百年来,对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在以"大乘佛教"为统治地位的中国佛教中,龟兹佛教因属于"小乘佛教"体系而长期被轻视,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表现为,在中国历来的佛教史中,龟兹佛教史的记述极其简略,轻描淡写或材料堆砌,内容雷同;用大乘佛教理念解读龟兹佛教及其艺术内涵,背离原来思想,导致长期以来龟兹佛教的真髓不能被真正揭示出来。改变这种状况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理论求新。首先要为龟兹佛教作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找准龟兹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在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贯彻"科学发展"和"继承与发展"的方针,勇于开拓,与时俱进。展望未来,龟兹佛教史研究定会迈向更高的新阶段。

玄奘、义净法师译经——龟兹佛教义学的宝典

龟兹石窟的佛学内涵,即龟兹佛教的思想特质与属性尚未得到真正的揭示。义净对印度说一切有部之戒律、制度、仪轨的记载,是揭示龟兹佛教属性与特点的十分宝贵的间接资料,尤其是玄奘、义净携回的毗昙经典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成为当今研究龟兹佛教最重要的宝典。玄奘、义净所译诸典,具有7世纪印度说一切有部流行典籍的时代特征,也是龟兹佛教和石窟的最鲜活的背景资料。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考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问题,久而未决。文章拟通过中外学者已经发表的观点,并利用已有的新旧材料,开拓思路,从文献记载、文物遗存入手,发掘更深的内涵与背景,对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问题作一些考析。经过考析,综合各方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得出一些新的概括认识。

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新视野

本课题研究集体在对龟兹佛教与石窟开展全方位研究探索中,取得了诸多新的收获。文本主要介绍几个重要的问题: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的定位问题;"说一切有部思想文化带";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的亲缘关系;龟兹佛教与石窟"边缘化"原因历史探寻。这些研究成果,是突破长期束缚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的思想藩篱,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形成了新视野、新思路的基础上,经过论证从而达到新境界的结果。在上述诸问题中,也有不少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得以借鉴。而更新观念,重新审视某些历史问题更是十分必要的研究取向。

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

本文考证库车出土汉语、龟兹语文书中出现的粟特人名,藉以探索7～8世纪粟特人在龟兹的活动。这些文书材料显示当地有不少粟特佛教徒,其中有些人在龟兹本地佛寺经营方面位居要角,有些人则同时为唐朝及龟兹官府做事。这些粟特佛教徒与当地其他佛教徒互动频繁,反映唐代安西社会中胡、汉诸族融合之趋势。

龟兹佛教研究的定位问题

龟兹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但是在中国判教运动兴起后,龟兹佛教逐步边缘化。近代开展的龟兹佛教研究,出现诸多概念错位、属性混淆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与龟兹佛教的历史定位与理论定位不明确有关。通过多年的研究与思考,我们认为,龟兹佛教研究的历史定位应为:佛教的部派佛教历史范畴;理论定位应为:部派佛教时期的阿毗达磨即毗昙学理论体系。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

唐代龟兹佛教的若干史事——以唐代佛教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龟兹是佛教文化隆盛发展、传播东渐并逐步中国化的重要地域。本文通过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等史籍的梳理、辨析,结合历史、考古、宗教、社会、艺术史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依据对龟兹佛教的基本属性、信仰理念、戒律特色以及龟兹佛教史事等方面的新认识,进一步指出,龟兹佛教文化在安西都护府建立初期和以后相当一段历史内,出现了以小乘为主体的龟兹佛教与以大乘为主体的中原佛教互相并存、各自发展的独特局面;龟兹地区相当规模的汉风石窟及其内地佛教艺术形式,可以说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一个缩影;不同派别佛教艺术间的影响、交流与融合,造就了龟兹佛教文化艺术的历史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