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代同调:论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

以《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作品为代表,唐代沈亚之的传奇文集中表现出与屈原楚辞异代而同调的典型风格,即骚体文学特征。沈亚之吸收了“骚体”独特的兮字文体范式、抒情的浪漫自然、情志的悲怨凄美等特征,与时人作品异趣。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表现在以悲为美的审美内涵、浪漫自由的艺术形式以及凄艳混融的艺术风格。沈亚之创作出的具有鲜明骚体文学特征的传奇故事,亦可称之为“楚调小说”。传奇独特的骚体文学特征,使得沈亚之作品在众多传奇中独树一帜,成为一代之奇。

顾景星骚体赋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清初明清易鼎、满汉易位的特殊时期,屈骚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骚体赋创作日兴。顾景星作为顺治朝骚体赋作品最多的赋家,其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学创作理念上,追求以经世为旨,以自然为本,强调古为今用,并以此统领骚体赋创作。义旨上进一步开拓,在传统题材中注入时代因素和不同的人生理念与追求;形式上袭用屈宋辞赋模式,同时采取不同的书写策略,如援引典故代言、拓展空间范围、强化战争因素等,形成味蕴自深、雄赡沉博的审美风格。由个体而一般,在清初骚情淋漓的创作风尚中,顾景星的骚体赋创作体现出清人继承传统而又力求自成一家的创新意识。

论《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之影响

《离骚》作为楚辞代表作,深受西汉王室和文人的喜爱。他们视屈原为爱国忧民的榜样,开创了借榜样咏己的写作方式;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创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辞的原始风貌,楚辞的鬼怪神异色彩和富丽语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赋中。辞赋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经学将辞赋正统化,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论魏禧骚体赋《括囊》《献岁》

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魏禧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骚体赋有《括囊》《献岁》二赋,具有一定价值。论文以魏禧的两篇骚体赋为中心,以文本细读法对其文章内容、文体及表现手法展开具体分析。魏禧骚体赋《括囊》所蕴含的文学意蕴主要表现为直道难行之怨怼悲凉,《献岁》主要表现为面对世道不公的反诘发问。魏禧骚体赋在内容上继承了屈原的爱国精神;文体方面表现为对屈原辞赋的一脉相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魏禧骚体赋祖述屈原爱国思想及辞赋写作的同时,其精擅古文的创作经历亦对其骚体赋的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表现出与古为新的创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卜居》《渔父》:屈原精神困境的揭示和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

《卜居》、《渔父》在屈赋中被称为姊妹篇 ,这不仅是因为两篇均属对话体体制 ,更多的是因为在创作时间与情感的抒发上 ,《渔父》皆可视作《卜居》的续篇。如果说《卜居》揭示了屈骚精神在现实中的困境 ,那么《渔父》则展示了屈子在困境中对自我精神生死以之的恪守。两篇共同体现了屈骚精神与儒。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论贺铸词对楚辞的接受

楚辞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后世文学的重要资源,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词人贺铸其词有明显接受楚辞之处,文章从其词的意象、表现手法、内在精神三方面探讨贺铸词对楚辞的接受,并指出楚辞的影响也是形成贺铸词独特风格的一种重要质素。

论屈骚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屈原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是屈骚精神的基点。从汉到今,人们对屈子个性精神与爱国精神两个方面的争论与探讨,最为本质地反映了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对屈骚精神的基点和特征的提出对当今的人文精神的建构颇有启示。

不遇·玄思·宫怨·述行——简论屈骚影响下的汉代独创骚体赋

屈骚影响下的除悼骚体外的汉代骚体赋,具有很强的独创性质。在屈骚基础上,汉人拓展出多方面题材,建立起多种抒情模式,拥有各类经典,充分展示了汉人多彩多姿的人格风貌和杰出的创作才华,对后世同类文学有巨大影响。失志不遇类源于政治的不遇,寄托汉人愤世之情,揭示人生安顿策略;自广玄思类从批判社会的愤激进到"玄静"的人生至境;"宫怨"类写男女思恋,贴近人间性格;述行类拓展方域,弥补文学的北方缺憾。

诗媛屈骚母题的经典化传承与性别内涵的拓展

屈骚母题影响着诗媛们的意境营造、审美偏好、情感表达、特殊体式等审美趣向。诗媛以美人式幽怨、名士式牢骚、世人皆醉我独醒式孤独对屈骚精神进行了富有性别意味的文化建构、开拓与嬗变,同时也完善了柔美、坚忍、高洁、孤傲等复杂人格特征的建构。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汉人辞、赋不分,及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南朝《文心雕龙》《文选》辞、赋二分,不害本来为一。屈原人格精神系于三代理想与楚人气性,屈《骚》等怨怼激发,以抒情为主线,重沓繁复,散语长短参差,广托名物,富于描写,多述楚地、楚物及远古三代“虚无”之事,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别立一体,独守乡风,略无祖《诗》之证。汉儒将《诗》《书》等据为经典,从经义立场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扬抑褒贬,固无所契。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所祖不一,衍为弔屈与自悼、《太玄》与《思玄》、自我抒情或代为抒情、述志纪行,以及骚体叙物,或参大赋,大都系于一己进退、宠辱、生死,或“心存魏阙”,以理节情,归于经义,叙事纪行,由虚转实,结构严谨,句式整饬,多以议论抒情,名物、描写为寡,卒至不克铺陈。

戴复古接受屈骚精神的途径及意义

戴复古曾师从陆游,人生理念自然受其影响。戴复古与杜甫也可以说是心神感契,他的诗歌美学思想承祧杜甫现实主义诗美精神一脉而来。杜、陆二人又都极力弘扬屈骚精神。可见,戴复古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近承放翁,远绍杜圣,溯源屈子。这一诗性精神使诗人的创作在表现自我人生感受的同时,更纳入具有充实社会内容的抒怀轨道,而在屈骚精神相对缺失的南宋年代更显珍贵,从而表现出极强的历史传承性。

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浮士德》求索精神比较

《离骚》与《浮士德》虽然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但两者存在可比性。从时代背景来看,《离骚》吸收了战国士文化的精神;《浮士德》虽然不是典型的狂飚突进时代作品,但歌德仍然将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带进了《浮士德》。从作品精神来看,《离骚》主人公用九死未悔、体解未变的精神来追求美政理想;《浮士德》则执著地寻求宇宙人生的真理。在求索形式上,《离骚》采用了上叩天阍、下求佚女的追求方式;《浮士德》则让主人公出入天人古今,在神魔幻境中展开热烈浪漫的追求。

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通过清理《九辩》以及汉代拟骚作品中有关屈原及楚辞作品的流传,可以了解战国至西汉初期楚辞作品流传的具体篇目和屈原的遭遇事迹,由此形成的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辞文学的传统,可以弥补先秦、汉初文献记载的缺失。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诗句因袭,可以见出作者的精心构思,并不是所谓的简单模拟。它是以第一人称方式,以屈原身份说话的艺术表现方式。

论黄道周骚体赋

黄道周的骚体赋,表现了浓郁的屈骚情结。他以个人之力,对屈原二十五篇楚辞作品全面模仿,写下六十二篇仿骚之作,已是一奇。从体制形式上看,黄道周仿骚作品,有模拟有创新,既有鲜明的屈骚风格,又有黄子的创作个性。从情感内容看,黄子的仿骚作品,既代屈原立言,重塑和再现了屈原的光辉形象,又为自我写心,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是黄道周自我形象的写照。黄道周把汉代以后的仿骚创作再次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屈骚的异代嗣响是黄道周与屈原感情共鸣的结果。

“屈骚传统”的巫本源与情本体——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第四大传统”

屈骚传统作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之一,理应被视为儒家、道家与佛家三大传统之外的"第四大传统"。屈骚传统所彰显的是中国人由巫化情、巫始情终的"情本体"传统,恰与"离巫拒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传统迥异。如果说,孔门儒家的特质在于"建构情理,释礼归仁"的话,那么,屈骚传统的特质在于"诉诸感性,化巫入情"。屈骚传统所延续的是"巫本源",既化巫为情又显情为美。其中,巫传统和情传统皆被转化为"美巫"和"美情",指向一种"美人"与"美政"的结合。屈骚传统结合了迷狂与崇神的"巫本源"、激情与想象的"情本体"与瑰丽与尚奇的"美本色",并由这三者形成了独特的"屈骚架构"。屈原同时倡导一种"得中正"的理性,而非儒家中庸的实用理性,实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偏重于情之维的"情理结构"。

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屈骚诗性空间的生成、意蕴与影响——基于地学知识角度的考察

屈骚虚实空间中包孕的地理物象、空间思维及精神意蕴,构设了独具魅力的诗性空间。屈骚时代及其之前的地学思想和地学观念,当是其诗性空间艺术生成的重要知识源头之一,而突显属意方位、建构神性场域、勾画江山地景、铺展游观道线,则是其空间艺术生成的主要手段。诗性空间既是屈原对世界充满诗意的一种认知方式,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精神意义。其中怀念楚国、思慕旧故的地缘情结为其精神内核并指向两个层面,一是地学意义上的乡土故园,二是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家园。屈骚营造的诗性空间,不仅在文体变革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诗歌地理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