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取予求”结构及相关问题讨论

《左传》是一部富有语言特色的先秦传世典籍。关于《左传·僖公七年》中“予取予求”的理解,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从我取,从我求”,即宾语前置结构;一种是“我取我所需求的”,即主谓结构。通过对“予取予求”所在的语境、“予”在宾语前置结构中的使用、上古汉语中“予”作定语的情况、相类似的“代词+VP+代词+VP”的结构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后认为:“予取予求”应理解为“从我取,从我求”,即宾语前置结构。对此结构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助于丰富汉语的词汇,还有助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唐宋时期助词“取”与“得”的差异

一般认为,唐宋时期的助词“取”与“得”在功能上是平行重复的,因此,对于“取”及相关格式的研究很少。我们在唐宋时期的语料比较中发现,“取”与“得”的功能重复只是表面现象,从同一动词构成的“V+取／得”格式以及其他相关格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它们在语法意义、语法化程度、甚至语法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具体阐述了这种差异及成因。

《文心雕龙·比兴》“拟容取心”句义释

对于《文心雕龙.比兴》赞语中“拟容取心”一句的解释,学者们分歧颇多。但任何阐释都应当尽量接近文本原初的意义。据此原则,该句中“心”的义指,既有客体蕴含的义理精神,也有主体的情感体认;而“拟容取心”既是针对“比”而言,也是针对“兴”而言。另外,“拟容”与“取心”在逻辑上应属于顺承关系。

汉语动词“娶”、“取(娶)”关涉对象隐现情况的历时考察

不同时期动词“娶”、“取（娶）”关涉对象的隐现情况是不同的。先秦时期“娶”的关涉对象通常未出现，现代汉语时期“娶”的关涉对象通常出现。而“取”在不同时期其后通常出现关涉对象。这与人们思维方式的转换有很大关系。

《荀子·劝学篇》"青取之于蓝"异文考——兼论"动词+之于"的一种特殊用法

《荀子·劝学篇》诸宋本或作"青取之于蓝",或作"青出之蓝",或作"青取之蓝",或作"青出于蓝";唐宋类书所引及他书之化用者或作"青出于蓝",或作"青出之蓝",或作"青生于蓝",或作"青取之蓝",义皆可通,当各存其是,不必据彼改此.尤其不能认为监本作"青取之于蓝"有误而径改.在"动词+之于"的结构中,"之"字一般是代词,作动词的宾语.但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用法,即"之"字作为语词而无实义."青取之于蓝"便属于这种特殊情况,犹言"青取于蓝".

二十四史全译本《汉书》(卷三十六)译句指瑕

由许嘉璐先生主编的《二十四史全译》出版实为文化盛事,本文仅就该书中《汉书》第三十六卷的部分译句提出自己的看法,望有益于此书的修订与再版。

唐五代完成体标记“取”的范围及其时制特点

'取'本是表'拿取'义的动词,动词'取'的句法语义特征必然会影响完成体标记'取'的语法化特点。唐五代动词后'取'有三种性质:连动式的第二个动词、补语和完成体标记。唐五代的完成体标记'取'只能出现在表祈使义的未然语境里,隐含动作实现的必要性,不强调动作实现的可能性。完成体标记'得、取、将、却'在唐五代语言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时制特点。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刻于南宋的文献学证据及相关问题

藏于日本的刻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有宋椠和元椠两说,迄无定论。日本建长二年的《高山寺圣教目录》可以确证两书至迟在1250年之前已经入藏高山寺,它们都是南宋刻本,与元代没有关系。从语言角度推测作品年代的工作需要十分谨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

从出土文献看上古汉语{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

本文针对以往提出的上古汉语{娶}是准他动词、综合性动词等观点,结合出土文献重新加以探讨。本文的考察,第一,深化了对上古汉语动词{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且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并非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写作“娶”则是晚至西汉末才开始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作不及物动词。第二,区分了N_(范畴)和N_(区别)这两类名词性成分。{娶}(写作“娶”)的不及物或综合性用法体现在N_(范畴)作受事时没有专门形式表达。这一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准确刻画以往所说的对象自足动词,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从及物性的角度辨析了“娶”和“取(取妻)”的字际关系,强调在考察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的信息纳入考察视野。同时强调,在利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语料时,需作审慎处理。

《国语·鲁语下》“纠虔天刑”解诂

《国语·鲁语下》各本"纠虔天刑"中的"纠虔"实为"察取"之义,《国语》韦注中的"恭"字当是"察"字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