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补编》文字校勘举隅

在认真对照拓片、研读录文的基础上,利用文字学、词汇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全面校读了《全唐文补编》所收录的五代墓志录文,发现其五代墓志录文在校勘方面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兹择其要者,敷衍成文,以期有助于墓志等古籍的研究和整理。

《唐大诏令集》顾广圻校本献疑

195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唐大诏令集》时采用顾广圻校本为底本,使之广为人知。论文通过细核顾校本校勘全貌,认为顾氏所作校勘并非系统全面,顾氏整理《唐大诏令集》是为其校勘《全唐文》服务的,顾校本底本误字较多,因此,如重新整理《唐大诏令集》不宜再以顾校本为底本。

《全唐文补遗》校点商榷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我们在认真阅读《全唐文补遗》第六辑收录的墓志文献时,发现其在校勘、标点方面存在着一些可商之处,在对照拓片、研读录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字学、词汇学等方面的知识,列举其数例,分条校补,敷衍成文,希望对有助于提升《全唐文补遗》的使用价值,并对唐五代墓志整理有所帮助。

读《全唐文》札记

文章就笔者所见,对清编《全唐文》中的小传疏略、题误,文字的衍脱、讹误等分别作了补正。

隋唐系列小说同源异派论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界往往将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演化放在同一系统之内进行观照。虽然隋唐系列小说都渊源于同样的历史材料,但由于主导创作的两个群体——士绅与游民知识分子价值观以及创作观的巨大差异,整个系列的小说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是分途并进的。特别是历来被称为是隋唐系列小说转型重要标志的《隋史遗文》虽然在部分情节上采用了由游民知识分子所撰的"旧本",但主导其中的则是士绅的观念和趣味,由于长期失传,在传播上也难以对《说唐全传》等英雄传奇产生影响。而《说唐全传》对李勣人物形象的神化与民间庙宇文化有密切关系,体现的是游民知识分子的文化观。

《全唐文补遗》(第六辑)校补

《全唐文补遗》由吴钢先生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汇聚了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代墓志、石幢等碑刻文献资料,为研究唐五代语言、文字及历史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对《全唐文补遗》第六辑进行研读,发现其在文字释读方面偶有疏误,影响了其实用价值,故对其释文进行校补,以期对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所裨益。

《四库全书》与乾隆文章经世观念初探

《四库全书》体现乾隆文章观念的大体。清代帝主重视古文,并承袭前朝以八股举业之文体,古文由是成为科场工具。为对治功利学文之风气,乾隆张扬古文“言有物”的经世实用价值,否定其为场屋而制的价值观,由是编纂《唐宋文醇》,为天下建立文章极则,体现帝力的支配性。《四库提要》推扬乾隆为文章建极的用意,不但发明帝主的古文经世观念,同时将雍正专为科举而下令编纂的《古文约选》摒出《四库全书》之外,这是一极关键举动,从而确定《钦定四书文》为唯一官修古文科举范本之地位,唯天下士子所必宗。此间崇替与理念扬搉,皆展现出四库馆臣呼应帝力意志以树立文章极则的用心。

周文泉运用当归六黄汤治疗多汗证经验

周文泉教授是第4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从医40余年,对老年病治验颇丰,尤其在遣方用药方面,独具匠心,辨析周师活用当归六黄汤治疗多汗证,灵活运用泻火、固表、滋阴3方面药物,将主治阴虚盗汗名方,广泛应用于暑湿、气虚多汗证,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唐折冲府新考

本文根据《全唐文补遗》第一至八辑及最近新出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的记载,在前人研究唐代折冲府的基础上,新增补了19个折冲府,并对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重复、错讹现象进行了订正。

金石、方志和文集中的《张九龄神道碑》——兼论玄宗废太子瑛事

《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碑》在金石典籍、地方志与传世文集中均有著录。清代翁方纲、严可均都曾亲见碑碣,手自笔录,仔细甄别他们的录文,可知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收录《重刻张九龄神道碑》留有参考《(康熙)韶州府志》中《张九龄神道碑》录文痕迹,而《全唐文》中《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的文献来源,则为严可均呈递的碑版。此外,碑文中的“范阳节度颍王沄,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领”等史实,为考索唐玄宗废黜太子瑛事件提供了细节。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经典释文》考论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经典释文》是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抄写而成的。与底本相比较,文津本不仅改动卷题及作者衔名,还将卷尾的统计数字删去。从文本内容看,文津本有不少错误。其致误之由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校改失误,二是抄写讹脱,三是擅改底本,四是所补无据。就《经典释文序录》及《春秋左氏音义》而言,四库馆臣校改失误者61条,抄写讹脱者27条,擅改底本者8条,所补无据者5条。披沙金,馆臣的校勘亦时有可取之处,其正底本之误者有25条。学者整理和研究《经典释文》时应当吸收馆臣正确的校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