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与“道统”:严复和张之洞的思想交锋——从两种《劝学篇》说起

戊戌前夕,严复、张之洞相继译/撰《劝学篇》,并均于当时报刊发表。通过文本内外的细节性证据,可推断两部同名著作之间存在着对话乃至对抗的微妙关系:严复译介"群学",挑战了儒家"道统",张之洞起而以"中体西用"说来捍卫。这一事实不仅是之前《时务报》上《辟韩》与《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之争的继续,也蕴涵着维新思想的内部差异乃至话语权的争夺。而之后严复的文章与书信中,更是或暗或明地持续对张加以回应。由此亦可对严复在清末民初对"东学"的批评获得更进一步的理解。借助人物心理的贴近与历史细节的还原,可进一步呈现清末思想史实的这一段内在线索。

张之洞的《劝学篇》与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之比较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著作《劝学篇》在中日两国的社会转型时期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两部书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二者思想之异同。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西洋观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劝学篇》是集中体现其“中体西用”思想的一部著作。本文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西洋观的嬗变为《劝学篇》成书的时代背景,从《劝学篇》所反映的张之洞对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方面的认识来剖析其西洋观,从而揭示出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缘由,并对其西洋观略作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