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阪藏《护法天王图》为早期全真教壁画稿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托名王维绘《护法天王图》为《宋画全集》所收录,过去学界未予重视。图画中有以钟、吕为首的仙人形象,并有诸多男女道士,且寓含三教合一的教旨,当与全真教特别是龙门一派有关。画面中大量贫者的出现与早期全真教收容底层人士的背景相契合。由服饰、鉴藏史两方面考察所见绘画早期因素推测,此作绘制年代当在金末元初之际。

金元道教全真派思想与仙传作品的形象塑造

金元道教全真派仙传作品成功塑造了丰富而立体的人物形象,包括“仁者”形象、“畸人”形象、“觉者”形象等。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明确的思想意指,与金元全真派道教“修仁蕴德”“逆反苦修”“我命在我”的宗教思想紧密契合,由此证明金元道教全真派思想文化对仙传作品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

从宫观创建看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分期

全真道的宫观制度是逐步形成的,最初的基石是严格的道士出家制度,随着全真道的发展,宫观建筑规制、宫观经济、宫观管理等制度渐趋完善。作者综合各种史料,建立了一个《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数据库》,收录宫观1200多座。在此基础上,本文统计了从全真道创立到元朝灭亡二百年间宫观创建的变化情况。统筹考虑其他因素,将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167—1222)、全盛期(1223—1255)、抑制期(1256—1308)和后弘期(1309—1368),同时对每个时期的成因、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元《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碑考释

《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碑刻立于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现藏于西安市鄠邑区重阳宫碑厅,为目前较早记录重阳宫和全真教历史的碑石。此碑系衍圣公孔元措篆额、中书省经籍所长官孟攀鳞撰文、全真教掌教张志敬书丹。碑文首先记述了全真教的思想精髓:“全真性命论”,包括“广大无名”的宇宙论、“清静无为”的认识论以及“性命双修”的功夫论三个部分;其次着重论述了王重阳创教之历程;最后描绘了全真教众会葬祖师的历程,以及朝廷敕封重阳宫的盛事,充分体现了金元时期全真教的繁荣鼎盛。此碑对于研究金元道教史和全真教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全真道的创建与教旨

全真道是由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立的。在山东半岛,他度化了七大弟子即后来的北七真,山东半岛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阵地。全真即全有形之物的本真,这个本真就是万物所蕴涵的道,道也就是真。人的本真就是人的本性,亦即人的道性。故全真道因倡导保全人的本真、纯粹人的本性而得名。

世俗音乐的道教化——关于全真道经韵音乐与世俗音乐关系的探讨

全真道经韵音乐包括全真正韵和地方韵两种 ,它是在承继道乐传统和吸收世俗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结构层次和表现形态自然呈现出两种 ,即以道士修身养性为内容的“雅” ,和以鬼神信仰、祈福禳灾为内容的“俗”。“雅”和“俗”文化特征 ,与创造、承载它的社会阶层和提供它的流传环境息息相关 ,是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等世俗音乐在全真道经韵中的集中体现。然而 ,道人并不是照搬世俗音乐 ,而是将其道教化 ,即用道教的表述方式来演绎世俗音乐。世俗音乐道教化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它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潮的变化相适应 ,与全真道自身的发展相一致。

唐僧取经图像新证

山西发现的泽州大云院至元三十年"海潮观音"石刻中唐僧取经图像有明确的纪年和榜题内容,图像出现猪八戒。五台山中峰寺成化年间大钟、蒲县东岳庙嘉靖六年大钟唐僧取经图像均刻有猪八戒。与瓜州千佛洞、榆林窟、杭州飞来峰、山西青龙寺等唐僧取经图像比较互证,表明元代至元年间猪八戒形象已经出现,且图像形成了共同的类型学特征。唐僧取经图像集中出现在元代全国各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元代激烈的佛道之争,佛教以唐僧取经像、摄摩腾、竺法兰东来像等真实佛教史实澄清历史,达到正本清源反击道教的目的。

王重阳与全真道之创立

全真道兴于金盛于元 ,是我国历史上与正一道对峙的最大道派之一。王重阳作为全真道的创始人 ,他不仅躬自出家修道 ,著书立规 ,而且招徒布教 ,立会弘道 ,为全真道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真之盛 。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艺术特色——兼论其宗教基因

由于全真教思想的渗透和影响,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无论是在悲凉感情的宣泄、神奇想象的展现、度脱故事的敷衍还是语言曲词的运用上,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烙印,其在创作模式、戏剧观念及戏剧结构上也因此取得了不同于其他杂剧的独特成就。

“性灵”理论与金元时期性灵思想

中国古代性灵理论源远流长,自先秦诸子萌芽出“性灵”之概念,发展至明清而臻于丰富,自足成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壮观之象,其对古代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之影响甚为深远。其中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对性灵理论做出了重大的演变和推助,将宗教涵蕴融入其中,使性灵的涵义得以拓展延伸,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

全真教与女真和蒙古统治集团之关系探析

全真教是在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背景下,由汉族人推动发展起来的,它与女真、蒙古统治集团的关系非常复杂。总括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全真教以压制为主,而蒙古统治者则以优遇为主。这种关系是女真或蒙古统治集团根据其统治利益而决定的。除了当时的现实利益外,还与这两个民族对宗教的态度有相当关系。比较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宗教较平淡,而蒙古统治者对宗教则较狂热。这样,在施行统治的过程中,女真对宗教就比较注意控制,而蒙古当然就比较宽容。全真教在金元时期的沉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全真道仪式音乐的符号意义

全真道非常重视仪式对该文化的传播,他们把经文曲调化为经韵,把体语程式化为舞蹈,在仪式中利用诵经、舞蹈、服饰、神像、法器、供品等听觉和视觉符号,定期面向道内和道外传播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本文从仪式整体和音乐本体两个方面来剖析仪式音乐的符号意义,认为全真道仪式中的听觉和视觉符号共同表达的内容是:敬畏之情、清静之心和中和之意。

全真道哲学的意蕴及其理论底色

"真性"论、"真心"论和"真行"论,堪称标识全真道哲学思想特征的三个基本环节。这三个基本环节既表征着"全真"哲学的逻辑建构,又分别从本体论、功夫炼养论和思想、道德行为方面折射着该哲学的意蕴和去伪存真的理论底色。在今天的改革大潮面前,全真道倘若选择向其早期优秀哲学传统回归的路径,可能更有益于其发展。

论丘处机诗词中的“尚闲”情结

丘处机诗词中深寄着一股浓郁的"尚闲"情结,展现着作者"以闲为乐""以闲修道"的文学理趣与修行理念。生活起居上他以"闲人"自居,在以闲吟咏、以闲调心、以闲遣兴、以闲拾趣中淋漓尽现其超然、洒脱的"闲人"风度。他承袭师旨云游悟道,在漫游中寄情山水、神晤云月,对自然风物之闲韵了悟于心。在证道修持中,其以"闲"为悟道法门,深得"真闲"之境界,在"有为"与"无为"之间诠证自然之道法,生动地展现了"无为应缘"的"大闲"风范。他的"尚闲"思想影响深远,"真闲"的境界与胸怀歆艳时人而激励后学,在全真后人的诗词著述中嗣音久响。

浅议《西游记》道书化与“作者”邱处机的关系

清代读者一般认同邱处机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这无疑是一个"张冠李戴"式的误会。但细究之,这与当时《西游记》"经典化"为宗教道书的趋向有关。首先,对小说作者邱处机的认定,首先是道流传布出来的,且似与清代佛道相争有一定关联,借此道流们获得了该书的主流阐释权;其次,邱处机作为小说《西游记》作者说法的出现,直接影响到《西游记》为"证道之书"观点的成形,给《西游记》道书化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最后,认可邱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主要是基于传统的知识观念体系以及思维模式,这在当下已不太合时宜了。

金代全真道士之杂体诗词刍论

生活于金元时期的王重阳及全真七子的杂体诗创作,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别树一帜。全真道教从创始到壮大,一直坚持以诗歌,尤其是杂体诗来宣传教义,使传统的诗歌增添了颂道劝化的功能。概括地说,其杂体诗词,主要用来劝化世人、训导信徒和传授修道心法。在样式上,主要包括藏头拆字诗、数字诗、福唐体、联珠、叠字诗、嵌字诗、复字诗、攒字诗等,各施巧妙,别具智慧。在艺术上,在各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全真教那样博得文士乐道,并且对文学发生较多影响"。

“吸纳”与“疏离”:全真道对泰山阴司信仰态度之转变

泰山自古就有浓厚的阴司信仰传统。金元时期,泰山阴司信仰以蒿里山神祠为中心;明清之际,除了蒿里山神祠外,出现了泰山阴司信仰的新形态——总司大帝信仰。以全真道与泰山地区民众的信仰生活为切入点,描述并分析全真道与泰山阴司信仰互动的过程和模式,从而展示全真道在社会面向上的多层次性。

道教音乐文化现象的新阐释——孙凡《全真正韵“闵谱”研究》扫描

全真正韵是道教全真教派使用的音乐。闵智亭大师传谱的《全真正韵谱辑》是我国第一本用简谱的形式出版发行的全真正韵谱辑。孙凡的《全真正韵“闵谱”研究》是我国第一本对《全真正韵谱辑》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它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全真正韵”音乐文化本质。

全真道戒律的发展历史与特征

了解全真道戒律的发展历史,有助于分析戒律在全真道发展历史中的功用,进而把握全真道的精神实质。全真道戒律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充实阶段、完善阶段。其总的特征为道教戒律成熟完备之产物,表现有二:出现了作为戒律的补充的清规;形成了从具有众多品级、条目的传统道教戒律中删繁就简而来的三坛大戒。

全真道人居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全真道内丹修炼得以进行,需要满足法、财、侣、地四个方面的条件,其中"地"即是指修道场所,而全真道的人居理念主要体现在其对修道场所的选择上。其在选择修道场所时所体现出来的崇阳、择静、取便和尚简的理念,对于当代社会合理而科学的择居具有重要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