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与家族宗法性国家的特色关系研究

中国由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而形成了特定的国情,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立足于家族宗法性社会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立足于家族宗法性传承的精神追求,如家风与家学、宗法与民族、信仰与国家,并且形成了宗法性国家的管理体系,这种以宗法性家族为上层,以郡县为主要单位从上到下的运行体系,伴以大一统儒家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观念,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保持了稳固。中华复兴需要“两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文化是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石,要完善自身文化的话语体系与社会人文结构,提高思想道德建设水平,使中国走向“文化上多样,结构上恰当,道德上合理,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之路。

“为政于家”:近代皖中宗族的族长制研究

宗族推选德才兼备者实行统管的族长制肇始于宋元,在明清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了很大发展。民国以后,虽然政府的政策转变为默许,但是皖中宗族继续大力推行,族长制获得了普遍发展。近代皖中的族长权源自家长权。宗族不仅通过签订议约和制定族规确保族长权,而且分别建立以族长和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组织保障其得到贯彻,从而实现了族长对宗族的全面有力管理。可以说,传统宗族在近代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态势,族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族长的“恶名”多是因宗族要求其严格执行族规的结果。

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的构建

中央苏区建立在落后的乡村地区,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法则严重制约着革命政权的运行。司法权作为政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新社会秩序,保障根据地人民民主权利的时代使命。为确保司法权的实现,中央苏区政权力图冲破乡村社会宗族组织把持的基层政权,尝试构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及其运行规则。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苏区的司法制度并不稳定,存在反复修改和不断废止的现象。但无论如何,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建设对于今天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审判制度初探

宗族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宗族通过习惯法实施族内治理。宗族习惯法所确认的审判制度对于解决族内纠纷、维系宗族团结、保障宗族习惯法的权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审判制度包括审理机构、审理程序、处罚方式等方面内容。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在充分考察深圳市龙城街道龙西客家社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宗族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宗族的习俗调整、宗族的聚居格局、宗族的经济基础和宗族的权威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据此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念进行反思。

关于中国宗法制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针对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种种不同意见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的起源、本质、表现形态和发展阶段 ;并对所谓宗法为周公创立 ,周代以前、以后不存在宗法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存在的标志 ,《礼记》的大小宗理论就是周代的宗法等不符合史实的观点 ,以及当前宗法的改造和村治等问题 。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农村宗族与村民选举的关系分析——对赣、晋两省56个村选举的跟踪观察和研究

作为对村选举状况的跟踪调查,本文分析表明,与首次村民直选相比,第二次村民直选的质量并没有提升,相反在江西两县还有下降。其中,既有选举程序与规则安排的影响,也有自治绩效和宏观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这表明,村民选举的质量并不一定会随着届期而直线上升,基层民主建设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此外,选举对宗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族际关系的变化。宗族在选举中的影响依然常见,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的宗族取向。不过,与影响选举的其他组织因素相比,宗族因素依然微不足道,并未成为足以左右选举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的性质既有正面性也有负面性。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徽州文会个案研究——以民国《呈坎潈川文会簿》为中心

明清时期徽州文会组织十分发达,歙县呈坎潈川文会即是一例。潈川文会自明嘉靖至民国时期存续长达四百余年,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独特作用。文会条规详备,轮班管理。其不仅具有教育教化、娱乐互助功能,且兼有对本族本村重要事务的决策功能。潈川文会一方面具有宗族化特点,另一方面又有超出宗族范围与限制之迹象。

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宗法制度虽然在西周末年就已经瓦解 ,但它的影响在中国却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揭示出宗法制的残余影响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不同层面 ,并积淀成为一种支配中国社会、调整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的社会传统和文化精神 。

“礼坏乐崩”考论

"礼坏乐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是东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指的是西周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崩坏。春秋早中期,由于礼乐行之日久,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大国称霸表现出浓厚的"尊尊"色彩,五礼制度的施行在损益中例行不辍,人们论礼非常频繁且多有精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面目全非,表现为"礼""义"的分离、五礼制度的崩溃以及乐制的坏乱。之所以会"崩坏",首先是因为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其次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还有周王室本身军事实力的衰减,再加上贵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加剧以及礼制本身的形式化与繁琐化,这些因素的层叠造成了东周的"礼坏乐崩"。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疑神宗教与人伦理性——从“祖先崇拜”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关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精神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宗教应该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家庭宗教 ,家庭宗教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崇拜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在周礼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人们对鬼神持怀疑态度 ,在祭祀活动中视鬼神为“如在” ,这种宗教因此是一种疑神的宗教 ,在宗教活动中表现出自竭其诚的特点。这种宗教倾向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转向此岸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中寻找寄托。

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府属各县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商业势力及经济实力的相对滞后,绩溪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徽州府较次的位置。清道光年间,随着商业实力的相对增强以及休宁县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文会以及宗族成员开始日益重视并致力于振兴科考的努力,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围绕着筹集乡试盘费资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等主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良性互动。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典商等围绕科举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是清代道光年间徽州地域社会内振兴科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在 1 999年直选前 ,村干部的选任虽然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 ,但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 :宗族通过实力原则、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 ,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分量及其工作方式与方法也受到影响。因此 ,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权力资源 ,它正在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