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NH市场建立前后数据的境内外人民币汇率联动分析

2010年8月,香港离岸人民币CNH市场正式诞生,使之与人民币汇率境内CNY市场、境外NDF市场一起形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多元市场格局,人民币汇率在三地市场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境内外人民币的汇率联动显得尤为必要。为此,选取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CNY即期交易价、CHN即期交易价、境外无本金交割人民币一个月和一年期远期交易价(non-deliverable forward,NDF1M,NDF1Y),以2010年8月23日香港离岸市场建立日和2012年12月31日作为时间节点,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衡量CNH市场建立前后境内外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其实证结果表明,在CNH市场建立前,CNY即期汇率对NDF1M有引导关系;在CNH市场建立后,CNY和CNH市场之间的汇率价格信息传导紧密,NDF市场对CNY市场的影响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先减弱后增强的态势,NDF1Y对CNY市场的影响程度比NDF1M更强。总之,香港离岸人民币CNH市场的建立,使三地市场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人民币在岸市场已经是一个非完全定价中心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岸市场依然具有人民币汇率定价中心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在岸即期和远期汇率都会对离岸远期汇率的变动有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而离岸即期市场对在岸即期市场存在较小幅度的均值溢出效应以及三大市场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波动和冲击溢出效应,则表明在岸市场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定价中心。从溢出效应的程度和传递方向来看,稳定在岸人民币汇率定价预期仍然是降低汇率过度波动的关键。

境内和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价格传导和波动溢出效应

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研究CNY、CNH和NDF市场间的价格传导机制,检验其均值溢出效应及风险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发现并解释其异质特征,剖析CNH市场对CNY市场、NDF市场对CNH市场价格引导作用的微观机理,给出了实证证据。研究发现:这三个市场的波动丛集现象显著且逐渐趋弱;随着时间推移,当下波动对未来市场波动的影响趋缓,但风险和损失对市场冲击的持续期变长。研究还表明:境内外人民币即期汇差存在自动收敛的机制,价格将趋向一致,尽管汇差的收敛速度和波动分别随时间推移加快和收窄,但收敛缓慢、波动较大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预期和套利机制仍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信息传导功能。CNY市场缺乏对离岸CNH市场和NDF市场的价格引导作用,人民币汇率价格从离岸向境内市场传递,离岸市场对境内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随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逐渐完善,但溢出效应存在滞后性且反馈周期较长。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12年1月至2016年4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汇率价差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呈正相关关系,与利差及资金存量呈负相关关系。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自身的滞后一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率之差是影响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因素。除此以外,资金存量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也会对汇率价差产生影响。因此,应进一步疏通境内和境外人民币流通渠道;货币当局应将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汇率价差的备选政策工具;加强对跨境流动资本的监管;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在进一步深化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之上,培育和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客观看待人民币汇率:回顾、现状及展望

“811”汇改后汇率报价机制的变化使得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变得更为频繁,其背后的原因及下一步走势如何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关注的焦点。文章在回顾“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基础上,剖析了不同阶段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并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了展望,最后提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美元指数和中美利差的变化是引起“811”汇改后到2018年10月人民币汇率发生“贬值-升值-贬值”反复震荡的主因,而资本流动因素是引起2018年11月到2019年4月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升值的主因,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大的市场情绪行为则是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根源所在。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的双向波动将会更加常态化,汇率的灵活性会更强,而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在长期内仍将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下一步,政府的着力点应该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以及尊重市场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稳定,但也绝不能轻易承诺在任何时候都放弃对汇率积极干预的态度,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操作留取一定的空间。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定价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11年以来的数据,通过MGARCH-BEKK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境内人民币即期汇率、香港人民币即期汇率、远期汇率、NDF之间的信息传导和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境内人民币即期市场仍然掌握着全球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主动权,其对香港人民币即期汇率、远期汇率存在报酬溢出效应,对香港远期汇率市场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受NDF的影响有所减弱;香港人民币即期汇率、远期汇率、NDF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较强,信息传递较快,香港远期汇率对NDF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即期汇率、远期汇率的市场影响力在增强,NDF的市场影响力在减弱,香港在各离岸人民币市场中定价能力较强。为此,要加快推进境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香港人民币汇率定价体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基于“指令流”微观市场的人民币在岸离岸汇率价差研究

外汇市场微观理论认为,指令流作为连接微观市场和宏观市场的桥梁,是外汇市场交易者获取内部信息的重要源泉,能够反映市场参与者对短期汇率的态度。选择2004年2月至2017年6月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指令流、香港人民币资金存量等月度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宏观变量经由微观变量指令流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结果显示:宏观变量会在短期内显著影响指令流,并经由指令流影响汇率价差,但汇率价差的变动受指令流的影响较小,受自身滞后二阶和人民币资金存量滞后二阶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时变影响研究——基于修正的抛补利率平价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修正的抛补利率平价模型,构建TVP-SV-VAR模型分析北向资金流动、人民币远期汇差、中美利差和中港利差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时变影响。结果表明:北向资金、人民币远期汇差以及中美、中港利差均对人民币即期汇差的短期影响最明显,中长期影响程度减弱;北向资金净流入增加、中美利差走阔和中港利差收窄会扩大人民币即期汇差;人民币远期汇差对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交替发生。鉴于此,中国央行应当持续关注北向资金流向和流量、加强外汇市场沟通以及统筹和推动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协调发展。

境内外利差与人民币汇率的联动关系研究

随着不断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以中国和发达国家利差为代表的境内外利差与人民币汇率也将产生一定的联动关系。运用GARCH-BEEK(1,1)模型对中美利差、中英利差、中欧利差、中日利差分别与人民币即期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联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005年7月11日到2008年9月15日,2010年6月19日到2015年8月11日,2015年8月12日到2019年1月20日。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中英利差、中日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二、三时间段内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一、二时间段内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欧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三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英利差、中欧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三个时间段内均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第二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日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第二、三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与信用利差

基于开放经济框架构建了包含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内生动态系统,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三者的微观联动机理,理论分析表明,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效应,为刻画这一效应,本文选取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对2010年〜2018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非线性联动效应具有较强的时变特征;央行外汇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下降;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分别与不同期限、不同评级债券信用利差变化之间的联动效应具有不对称性.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汇率与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债券市场各方参与者防范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也对人民币汇率调控具有一定启示.

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当前我国制定货币政策、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有益探索和政策建议。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分析了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8.11”汇改畅通了中美利差与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的传导机制,提高了人民币汇率自身调节功能;汇率对中美利差的影响较弱,跨境资本流动对中美利差具有一定冲击作用;中美利差和汇差都是引起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冲击作用更强。因此,建议在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应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关注资本流动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畅通三者之间的传导渠道,深化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拓宽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强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

投资者预期稳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基于离岸汇率引导的视角

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开放中的风险管控至关重要。本文将投资者预期稳定性作为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预期因素,并将离岸在岸汇差作为重要的传导变量,使用SVAR模型和TVP-VAR模型系统性地研究了预期、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的关系及时变特征。研究发现:第一,投资者预期稳定性的下降显著扩大了离岸在岸汇差、降低了跨境资金净流入,进而促进人民币贬值;第二,离岸在岸汇差的扩大促进了在岸人民币汇率贬值,这一效应在“8·11”汇改后逐渐增强,且在汇率升值期较弱、贬值期较强;第三,跨境资本净流入显著促进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一作用同样在汇改后逐渐增强。本文的研究为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防范外汇市场风险提供了理论参考。

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异的原因研究

本文在汇率决定的微观模型基础上,根据境内外制度因素进行了修正,由此总结了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异的可能原因,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异具有自动收敛机制。境内外风险偏好的不同是汇率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因为两个市场的微观结构不同——境外交易主体多元化,而境内外汇交易实际以企业为主,其外汇需求弹性低,导致风险厌恶程度高。境内外人民币汇率波动差异的影响不对称。另外,人民银行干预的解释力度较低,境内外利率差异的影响不明显。本文建议多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多样化境内外汇交易参与者;强化人民币双向波动预期;拓宽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

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短期波动

本文从国际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包含中美利差和体制转型因素的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错位程度,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分析表明:从1997年～2007年,人民币汇率并未显著偏离其均衡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外国直接投资、贸易条件、国有企业比重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冲击,而开放度则表现为负向冲击。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对汇率表现为正向冲击,而在短期内表现为负向冲击。中美利差在长期内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但在短期内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冲击。本文建议我国政府控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密切关注资产价格,并采取利率等多种政策工具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应加强对非法跨境套利资本的打击力度,以避免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造成重大冲击。

人民币在岸汇率与香港离岸汇率联动:多目标政策下的“不可能三角”平衡

随着离岸市场的发展、在岸市场的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在岸市场汇率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本文重点研究CNH汇率与CNY汇率在汇改进程中联动性的动态变化。本文选取了2012年5月2日至2017年2月20日的CNY即期汇率、CNH即期汇率,以两次汇改为时间节点,将人民币汇率数据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来揭示CNY和CNH两个市场汇率的联动性。结果表明:人民币中间价机制改革前,CNH汇率与CNY汇率是互相引导关系;人民币中间价机制改革的一段时间内,离岸市场汇率成为人民币市场价格的主导力量。因此,在未来汇改进程中,预期管理应成为中间价指导受限后央行外汇干预措施的重要形式。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同时,要选择正确的汇改时机,并且理顺国内金融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后顺序。

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性管理——基于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视角

控制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在合理水平是保障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本文以香港人民币市场为代表,运用时变转移概率Markov模型研究了2011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区制特征和区制转移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汇差表现出显著的区制特征,在大部分时期内,汇差处于"正汇差-低波动"区制,这一差值可视为资本管制和内地与香港人民币市场结构差异对入境资本征收的"托宾税";在考察期的其他时段,汇差则处于"负汇差-高波动"区制;(2)汇差在区制间转移的概率受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水平的影响,其中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扩大会促使汇差扩大,保持或转入"正汇差-低波动"区制的可能性提高。货币当局可以将影响人民币预期与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境内外人民币汇差、稳定人民币币值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备选政策工具。

人民币在岸—离岸汇率波动性问题研究:特征、诱因与对策

控制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在合理水平是保障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本文采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在岸—离岸汇差波动的区制转移特征、境内外影响因素及脉冲响应。实证结果显示:1、人民币在岸—离岸汇差波动呈现丛聚性,在"811"汇改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2、在汇差"高波动"状态下,中国汇率政策通过境内外因素影响人民币在岸—离岸汇差波动,在汇差"低波动"的状态下,只有汇率政策能够影响汇差波动。3、对人民币未来走势的预期始终与在岸—离岸汇差波动负相关。同时,人民币在离岸汇差存在自动收敛趋势,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一体化已经初具雏形,但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仍较低。

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GARCH-MIDAS模型

源自心理学的有限关注理论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金融研究,其基本思路是:金融市场产品种类繁多,由于存在信息成本,个人投资者的关注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更倾向于交易关注到的产品,进而影响价格。该理论在证券市场已得到大量的实证支持,因此对外汇市场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构建的人民币关注指数,以2011年6月27日至2016年7月29日为研究区间,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检验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价差波动率的影响。特别地,利用基于已实现波动率的GARCH-MIDAS模型将波动率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分别进行回归,考虑了价差波动的结构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能够显著增大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货币当局可适当引导进而达到收窄价差、抑制套利的目的。与波动长期成分相比,投资者关注对波动短期成分的作用更强。加入央行干预、利率平价、流动性、预期等控制变量后,投资者关注对汇率价差波动率的预测能力依旧显著,表明其所包含的信息并未被已有变量覆盖。稳健性检验中,将4个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基准模型并考虑关注与控制变量之间的耦合效应,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仍然具有独立的解释能力,且在长期内会通过影响控制变量的作用间接影响价差波动,作用机制与短期有所区别;直接利用基于月度投资者关注的GARCH-MIDAS模型对波动进行分解,通过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验证投资者关注对波动长期成分的作用;分别将在岸和离岸汇率波动率直接分解后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投资者关注效果同样显著,且综合效果与原检验基本一致。通过探讨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解释能力,拓展了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测量的投资者关注在外汇市场的研究,为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提供了新思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货币当局和外汇投资者可以构建人民币关注指数,以此作为参考来实现有效汇率管理或风险控制等多重目的。

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升贬值预期与资金存量

本文采用VEC模型研究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资金存量与升贬值预期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发现资金存量因素是影响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决定因素,近些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升值预期,而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变动对于升贬值预期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对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研究必不可少,升贬值预期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具有关键作用;应进一步寻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以应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情况;应加强对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监测分析。

人民币离岸与在岸汇率联动机制研究——基于VAR-DCC-MVGARCH-BEKK模型

在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香港离岸市场通过与在岸汇率的传导机制,具有抵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的功能,促进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流通。因此,研究离岸与在岸汇率的联动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汇率的市场化定价、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我国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冲击的能力。本文结合"8·11汇改"背景,选取2012年11月至2018年3月间人民币离岸汇率与在岸汇率相关指标的高频日度数据,通过构建VAR-DCC-MVGARCH-BEKK波动模型来分析人民币离岸汇率与在岸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离岸汇率与在岸汇率之间存在双向传导效应,并且两者间的联动关系随着汇率改革的推进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