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12年1月至2016年4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汇率价差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呈正相关关系,与利差及资金存量呈负相关关系。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自身的滞后一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率之差是影响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主要因素。除此以外,资金存量与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也会对汇率价差产生影响。因此,应进一步疏通境内和境外人民币流通渠道;货币当局应将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汇率价差的备选政策工具;加强对跨境流动资本的监管;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在进一步深化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之上,培育和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变动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逐渐扩大,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本文基于VAR模型,分析了代表性名义利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经济增速差异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较大程度上由其自身变化来解释,同时受到上述三大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短期资本流入压力的逐渐增大,增强政策针对性、引导短期国际资本合理流动,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和资产价格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境内外利差与人民币汇率的联动关系研究

随着不断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以中国和发达国家利差为代表的境内外利差与人民币汇率也将产生一定的联动关系。运用GARCH-BEEK(1,1)模型对中美利差、中英利差、中欧利差、中日利差分别与人民币即期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联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005年7月11日到2008年9月15日,2010年6月19日到2015年8月11日,2015年8月12日到2019年1月20日。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中英利差、中日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二、三时间段内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一、二时间段内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欧利差与即期汇率在第三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英利差、中欧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三个时间段内均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第二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日利差与汇率中间价在第二、三时间段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时变影响研究——基于修正的抛补利率平价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修正的抛补利率平价模型,构建TVP-SV-VAR模型分析北向资金流动、人民币远期汇差、中美利差和中港利差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时变影响。结果表明:北向资金、人民币远期汇差以及中美、中港利差均对人民币即期汇差的短期影响最明显,中长期影响程度减弱;北向资金净流入增加、中美利差走阔和中港利差收窄会扩大人民币即期汇差;人民币远期汇差对人民币即期汇差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交替发生。鉴于此,中国央行应当持续关注北向资金流向和流量、加强外汇市场沟通以及统筹和推动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协调发展。

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当前我国制定货币政策、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有益探索和政策建议。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分析了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8.11”汇改畅通了中美利差与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的传导机制,提高了人民币汇率自身调节功能;汇率对中美利差的影响较弱,跨境资本流动对中美利差具有一定冲击作用;中美利差和汇差都是引起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冲击作用更强。因此,建议在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应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关注资本流动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畅通三者之间的传导渠道,深化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拓宽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强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

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GARCH-MIDAS模型

源自心理学的有限关注理论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金融研究,其基本思路是:金融市场产品种类繁多,由于存在信息成本,个人投资者的关注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更倾向于交易关注到的产品,进而影响价格。该理论在证券市场已得到大量的实证支持,因此对外汇市场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构建的人民币关注指数,以2011年6月27日至2016年7月29日为研究区间,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检验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价差波动率的影响。特别地,利用基于已实现波动率的GARCH-MIDAS模型将波动率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分别进行回归,考虑了价差波动的结构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能够显著增大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货币当局可适当引导进而达到收窄价差、抑制套利的目的。与波动长期成分相比,投资者关注对波动短期成分的作用更强。加入央行干预、利率平价、流动性、预期等控制变量后,投资者关注对汇率价差波动率的预测能力依旧显著,表明其所包含的信息并未被已有变量覆盖。稳健性检验中,将4个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基准模型并考虑关注与控制变量之间的耦合效应,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仍然具有独立的解释能力,且在长期内会通过影响控制变量的作用间接影响价差波动,作用机制与短期有所区别;直接利用基于月度投资者关注的GARCH-MIDAS模型对波动进行分解,通过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验证投资者关注对波动长期成分的作用;分别将在岸和离岸汇率波动率直接分解后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投资者关注效果同样显著,且综合效果与原检验基本一致。通过探讨投资者关注对人民币汇率价差波动的解释能力,拓展了基于谷歌搜索量指数测量的投资者关注在外汇市场的研究,为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提供了新思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货币当局和外汇投资者可以构建人民币关注指数,以此作为参考来实现有效汇率管理或风险控制等多重目的。

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性管理——基于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视角

控制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在合理水平是保障人民币外汇市场稳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本文以香港人民币市场为代表,运用时变转移概率Markov模型研究了2011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内地与香港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区制特征和区制转移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汇差表现出显著的区制特征,在大部分时期内,汇差处于"正汇差-低波动"区制,这一差值可视为资本管制和内地与香港人民币市场结构差异对入境资本征收的"托宾税";在考察期的其他时段,汇差则处于"负汇差-高波动"区制;(2)汇差在区制间转移的概率受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水平的影响,其中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境内外利差扩大会促使汇差扩大,保持或转入"正汇差-低波动"区制的可能性提高。货币当局可以将影响人民币预期与调节利率水平作为管理境内外人民币汇差、稳定人民币币值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备选政策工具。

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短期波动

本文从国际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包含中美利差和体制转型因素的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错位程度,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分析表明:从1997年～2007年,人民币汇率并未显著偏离其均衡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外国直接投资、贸易条件、国有企业比重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冲击,而开放度则表现为负向冲击。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对汇率表现为正向冲击,而在短期内表现为负向冲击。中美利差在长期内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但在短期内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冲击。本文建议我国政府控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密切关注资产价格,并采取利率等多种政策工具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应加强对非法跨境套利资本的打击力度,以避免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造成重大冲击。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利率联动机制分析

本文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净额作为研究汇率与利率之间互相作用的中介。利用2005年7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构建包含人民币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及中美利率差为内生变量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资本净额变大会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但会使中美利率差加大;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会使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和中美利率差下降;中美利率差上升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而使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变小。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而利率对两者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