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开国之君神话,当然是超现实、超自然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按照当时的习俗、信仰,建构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事后伪造的。故事中的某些元素,可能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而秦末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群众寻觅真命天子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建构政治神话的丰富语境。刘邦有强烈的"预言自我实现"倾向。他以极强的自信心、敏锐的政治嗅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圆熟的人际沟通能力,对其徒众乃至更大范围的群众发出较强的心理暗示。在有意无意的心理激荡中,一连串神话被建构出来和传播开来,超现实、超自然的故事,获得了现实的、俗世的生存空间,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体例精当 匠心运用——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一

史书体例的恰当运用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表彰古代史家如何匠心运用,做到史书内部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的严密、协调。体例的制定和运用是为史书内容服务的,出色的史家苦心经营,运用体例达到严密、精当,从《左传》《史记》以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发达。经过初步梳理,通过对百卷巨著如何锤炼成有机整体、复杂的篇章何以写得层次分明、众多人物传记如何合理编次、纷繁的纪年如何恰当处理、学术史著作如何达到完善等五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彰显中国史家在体例运用上的优良传统。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简论太史公“笔法”——以《史记·外戚世家》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史记·外戚世家》,说明太史公笔法最核心的内容是实录精神。而实录则主要是从人性普遍性出发,设身处地写出特定人物在特定语境中的必然反应,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由此突破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宿命。文章指出太史公笔法的实录精神,其学术思想的根源来自道家学术影响。

战国时期秦国统一战争中的若干启示——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

文章通过对《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的研究发现,许多记载较为简略的战争,其战果和影响却是巨大与深远的。对其阅读,能让我们在了解战国战争史的过程中,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搜集到杂乱文献中的信息,以及通过地图和地理位置的描述,形象的了解到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形成对战国时期的战争更为透彻的了解。

论《史记》语言的尚简、尚韵和含蓄

《史记》语言艺术高超,其突出的特点是叙述简洁,作者在事件采择、人物取舍、语言措辞等方面都唯简是尚,同时又保持了文学艺术的特有魅力;声韵和谐,出色地运用虚词断句,形成错落有致,谐声和韵的音乐性特点,增强了文章的美感。行文时力求含蓄,字里行间,渗透言外之意,形成隽永、悠远的风格,吸引读者反复咀嚼。这些特质叠相为用,共同塑造了《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

纵死犹闻侠骨香——解读《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塑造的布衣之侠郭解,堪称游侠典范。他一生任侠,身上独特的侠义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这种侠义人格让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士在乱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侠"之道义,值得后世颂扬。

孙德谦对《史记》取材与体例的研究

清末学者孙德谦在《太史公书义法》一书中从宏观角度推阐《史记》著述之意,并用较大篇幅对《史记》史料采择与编纂体例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孙德谦强调《史记》在取材上多采用从前旧有之传,指出司马迁运用了择雅、阙疑、传疑、录异等多种方式拣择史料。在编纂体例方面,孙德谦区分了《史记》中传记的不同类型,提出的"综观""从长""互著"等特点在理论上也具有参考启发的价值。

論《群書治要》去取《史記》之敘事原則

《群書治要》乃唐人魏徵等奉唐太宗之命而編,其用意在於"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惟歷代典籍眾多,遂於群籍之中,擇其"務乎政術"者,"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袠,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此書引用經、史、子三部之典籍共65種。其中卷一一至卷三〇爲史部,引用史部典籍六種,包括《史記》一卷半、《吳越春秋》半卷、《漢書》八卷、《後漢書》四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兩卷。其中《漢書》八卷僅存六卷,有兩卷在《治要》佚文之列也。《史記》載録三千年史事之於一事,上起黄帝,下訖漢武,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漢書》載西漢二百年史事,成八十萬字。然在《治要》之中,僅載《史記》一卷半,而《漢書》有八卷之多,比例懸殊,發人深思。本篇之撰,以《治要》所載《史記》爲根據,討論其去取《史記》之原則與精神,並見其如何體現《治要》"昭德塞違,勸善懲惡"之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