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边疆地区的城市变迁与国家建设——以西双版纳景洪为例

外在形制不突出的景洪作为西双版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当地贵族与平民二分的社会结构、居住格局和婚姻形式,以及土地公有,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相互契合。民国时期西双版纳土流并置的政治格局催生了景洪新旧两城并存的城市建设样态。政治体系改革的不彻底直接影响了国家建设的效果,进而导致景洪新旧两城转型与建设双输的格局。清末至民国景洪城形制与转型的历程,不仅为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思路,也为理解政治体系转型背景下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提供了帮助。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从黄六鸿《福惠全书》看清代州县吏治的经验智慧

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在州县吏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清代州县官吏所推崇。黄六鸿独特的家世背景和宦游经历,成就了他对州县吏治各环节敏锐而细微的观察力,使得《福惠全书》传授的为吏之道颇具实践操作性,这种亲历亲为的经验智慧蕴涵着很强的普适价值。胸怀造福地方之心,笃行施惠百姓之事,便是州县吏治官箴最重要的经验启示。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财政分权与行政发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合力

从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合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原因,并将研究的视角拉长到了建国以来我国上述合力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引入财政分权、土地出让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文章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地方官员的“主动负债”行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发包制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对此,有效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必须从完善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机制和健全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两个方面着手。

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制度性腐败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全面腐败,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文化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秦代吏治管窥——以秦简司法、行政文书为中心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代法令,对官吏的管理非常严格,这对于培养官吏奉公守法、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在专制君权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严格的吏治既可以使励精图治的君主政令得到有效贯彻,也可以使暴政的危害迅速扩大。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汉代地方长吏任期考辩——以郡国守相为中心

汉代以郡国守相为代表的二千石长吏号称“吏民之本”,其任职期限不仅体现了当时官僚制度的建设状况,同时也映射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西汉前期的久任至宣帝年间大致以3年为基准;东汉前期复归久任,然后再次废乱。貌似反复的背后,反映出地方长吏任期制在形成初期经历的波动和曲折。尽管两汉时期的官僚制度尚难以完全具备近代行政所要求的理性要素,但与“三互法”、考课制度、致仕制度等一起,以“三载考绩”为基础的任期制也逐渐作为“汉法”而为人们认可和接受,成为专制帝国在行政上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之一。

论统一后秦吏治败坏的原因及与秦朝速亡之关系

良好的吏治曾经成为秦国最终胜出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然而,秦朝统一全国后,由于君道的败坏、薄俸厚罚的官吏政策与追求享乐之风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秦朝吏治的迅速败坏。这给秦朝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加重了官吏与人民的对立,使官吏丧失了对秦政权的信心,甚至一些官吏也加入了反秦起义的队伍之中,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步伐。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

论杨增新开发新疆的思想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他重视新疆农业的发展,倡导开渠垦荒,新疆农业得到了发展。他倡导兴办实业,并提倡实学。他整顿新疆吏治,改革新疆旧有陋规弊制,为新疆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他的开发新疆思想,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是受其思想认知本身的限制,一方面,受到新疆当时具体时代环境的制约。

明代“薄俸”制述论

明代"官俸最薄",明代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提高俸禄。但终明一代,薪俸微薄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为薪俸低微,官员往往铤而走险,造成贪墨之风盛行,吏治极度败坏,进而给明代政治、经济乃至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但从另一角度讲,高俸禄抑制吏治腐败毕竟是有限的,它只能解决一些较为突出且低水平的要求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穷奢极欲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甚至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明代吏治的腐败完全归结为俸禄微薄。

“听鼓者”对晚清地方吏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

"听鼓者"是晚清官绅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在晚清,"听鼓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其质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候补官员的腐败只是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文章简要阐明"听鼓者"的内涵、职事的性质和方式;重点论述候补官员对晚清吏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分析造成这些影响的基本原因。

试论北魏前期的官吏生活保障制度

北魏前期官吏基本生活在一个无序的环境中 ,生活来源最初依靠战争赏赐而后则主要由自己解决 ,国家还没有一套完善的保障制度 ,故而引起了掠夺抢劫、贪赃黩货、截留官物、经商射利等一系列影响统治质量的后果 ,成为吏治的根本痼疾 ,同时也是引起献文、孝文二帝吏治改革的根本原因 。

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

清末吏治败坏,科举考试更是弊窦丛生,考官收受贿赂、阅卷马虎草率、判文不按规定、大员子弟舞弊、学政出题割裂。清政府曾进行大力整顿,甚至不惜严刑峻法,对一些违法官员处以极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场腐败,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社会上起到了震慑作用。

清代地方官学的调整与新建

在中国传统社会,地方官学的建立与发展同政治统治力的强弱与国运的盛衰密切相关,并随之而生兴衰之变。清统治者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固,在新纳入版图的地域和边疆地区也开始逐渐建立地方官学,推行儒家化政治统治。这使得该地在文化上同原有统治区域的差距逐渐缩小,促进了各地在文化上的一体性,对于在该地实行有效的政治统治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清统治者在经济发达地区及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地区亦根据其具体情况调整和增设了一批地方官学,进一步促进了该地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政治统治。

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及其矫正路径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如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及法理与情理冲突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与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行政体制自身不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及监督约束机制的不足等成因相关,要解决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难题,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处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及其相互关系;倡导与践行高薪养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加强公职人员自身伦理信念教育,提出自律要求;建立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和程序公开的阳光行政体系,在全方位动态监督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体系来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