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本《毛诗正义》引文校证

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堪称善本。但在校刻时,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并未达到尽善。阮本《毛诗正义》结构复杂,有谱、序、经、传、笺、疏以及附释音、校勘记等多种层次。其中传、笺、疏以及附释音、校勘记中涉及多种古籍的引文,这些引文与原书相较,经论证：有不少阮本误引影响到阅读；有阮本不误原书今本反误。原书已佚者通过旁证和传统小学方法作校正。

《毛诗正义》校勘补遗

清代阮元与孙诒让相继对《毛诗正义》作了细致校勘,但《毛诗正义》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影响着学者对《毛诗正义》的理解与认识,本文即是在前人校勘成果基础上所作的补充。

析《毛诗正义》对《诗经》的文学解读

《毛诗正义》对《诗经》中的文学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它较详细地探析了《诗经》作品的篇章结构、章旨以及前后篇章之关系,深入研究了作品的修辞表达,对作者之意和诗篇主人公的思想有细致的分析和把握。这是唐代《诗》学的一项重要成就。

《毛诗传笺通释》对《诗经》文学阐释的贡献

马瑞辰虽为清代《诗经》学考据大家,但受其家学渊源影响,其著作《毛诗传笺通释》也对《诗经》的文学特性进行了一定的关注。《通释》善引后世诗赋彰显《诗》之文学影响,在揭明后世诗赋与《诗》中具体篇目或诗句的继承关系时,也展示了两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关系。马瑞辰还认识到《诗》有善用倒文、变文以协韵式的叠咏、错综其文、想像、寓言等文学特性。在解说诗旨及文意时,他坚持以文本为核心的阐释理念,部分还原了《诗经》的文学面貌。在对比兴手法进行阐说时,关注到了《诗》作为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形象思维特征。马书虽不免带有较为浓郁的经学意味,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诗经》的文学特质加以阐说,为《诗经》阐说由经学到文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毛诗故训传》阐释系统述论——以《国风》为例

《毛诗故训传》是诗经学史上的一部名著。从名物、伦理、礼仪、政治、历史、文学诸角度来全面考察,《毛诗故训传》的名物阐释和礼仪阐释实事求是,价值最大,而其伦理阐释和政治阐释失于宽泛,不免牵强附会,其历史阐释和文学阐释为数不多,往往言必有据。

阮元刻《毛诗注疏》引文校勘

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注疏》,堪称善本。但在校刻时,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并未达到尽善。阮本《毛诗注疏》结构复杂,有谱、序、经、传、笺、疏以及附释音、校勘记等多种层次。其中传、笺、疏以及附释音、校勘记中涉及多种古籍的引文,这些引文与原书相较,经论证,有不少错讹影响到阅读;也有原书今本反误者;原书已佚者通过旁证和传统小学方法作校正。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史笔与道心:论《毛诗序》的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

作为儒家诗学思想的奠基性作品和纲领性作品,《毛诗序》通过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的方式参与儒家诗学话语的建构。《毛诗序》的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是随着《诗》三百篇的经典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释诗新变与视角转换而形成的,在内部结构上遵循价值主导与史事证立的阐释原则,其背后则隐藏着士人阶层重建现实世界与文化秩序的潜在愿望和意图指向。在重建知识与价值系统的过程中,《毛诗序》以史为笔、以道为心进行诗学的建构,由此生发出极具历史厚重感和价值理性色彩的阐释效力,极大地拓展了《诗》的历史文化空间和意义世界,形成了中国诗学史上独特的诠释传统。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毛诗郑笺平议》之因声求义方法释例

《毛诗郑笺平议》是章黄学术继承者、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焯的一部《诗经》训诂著作,是对东汉学者郑玄的《毛诗传笺》与《毛诗谱》作考订和评议,全书十卷。黄焯出身经学世家,国学基础深厚,自称"毛氏佞臣",笃信《传》、《序》,故本篇小文章将从训诂方法之因声求义进行释例描写,以展示黄焯征引诸家之说以申毛斥郑的训诂特色与成就。

从楚竹书《缁衣》篇看《毛诗》“缉熙”的训诂

郭店简《兹衣篇》和上博简《■衣篇》均有引用相当于今本《毛诗》"缉熙"的内容,郭店简作"■■",上博简经李家浩补释为"■=(■■)"。今本《毛诗》中"缉熙"五见,《毛传》在《昊天有成命》篇中训"缉,明。熙,广",除此之外的四篇诗中均训"光明",《郑笺》五处均训"光明",《诗集传》五处均释"续明"。本文从楚竹书《缁衣》篇所引相当于今本《毛诗》"缉熙"的相关字形,探讨"缉熙"的本义,认为《毛诗》"缉熙"的"缉"应训"续"义,"熙"应训"广"义,进一步指出"缉熙"训诂的差异在《诗经》诗意诠释上也会产生不同,这应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文选》五臣注的“王张”及其经学阐释思维和注解方式

《文选》五臣注的出现与风靡以开元儒学的重振以及“诗教”精神的阐复为背景,是下层士子以文章、著述阐弘政教观念下的产物。其批评思想、注释体例深受以《毛诗正义》为载体的经学话语体系的影响。与李善注《文选》的“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不同,以激扬风雅自居的五臣通过“饰物反讽”与“假时维情”两大注解方式,对作者、作品的“秘旨”钩深索隐。以科举作为重要影响和传播媒介,五臣注对晚唐五代诗格的“比物讽刺”、“内外意”等理论具有直接影响。

《毛诗传笺》“犹”类训语的形式、作用与辞书义项设立

《毛诗传笺》中的“犹”类训语,按形式分,可以分为“某,犹某也”类和“某,犹某”两类;按作用分,可以分为释词和释句两类。当训释对象是语词时,既有文意训释,也有词义训释,要注意区分。辞书据“犹”类训语立项,需要注意:文意训释不当立项、通假义不当立为一般义项。在面对一些比较难以区分的情况时,要充分了解被释词与训释词的本义、核心义、词义系统与时代用例,以此来鉴别是否能列为辞书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