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妾成群》英译本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改写与影响

1993年,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可译介到西方,题为Raise the Red Lantern。该译本基本上还原了原小说的故事内容,译出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但是女性人物形象却发生了一些改变。通过深入解读中英文本,并对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英译本至少在女性人物的人名、对话语言和动作等方面进行了改写,导致原小说所建构的女性人物形象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女性人物的性格设定特征,进而削弱了女性形象的艺术呈现效果。

杜迈可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贡献

中国文学要想真正走出去,原汁原味地译介至为重要。加拿大汉学家、翻译家杜迈可在英译苏童的《妻妾成群》《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作品时,就高度遵循了忠实性原则。在翻译实践中,杜迈可善于把握中国文学文化之精髓,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致力于传递原作的地道特色。同时,他还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问题,在忠实原作风韵的基础上,适当释义,增强了译作的可读性。

再现与传承:基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区域旅游开发——以龙镇《红灯记》文化旅游区为例

随着目前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旅游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氛围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重视和青睐。作为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对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基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区域旅游发展尤为重要。以龙镇《红灯记》文化旅游区为例,根据区域旅游资源的评价与客源市场的分析结果,结合旅游规划"AVC"三力理论——即吸引力(A)、生命力(V)、承载力(C),分别从开发建设理念、产品体系的打造、意境流规划、旅游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规划的方案和实施建议,为基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区域旅游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黄莲圣母:义和团女性形象的历史变迁

林黑儿是义和团时期天津红灯照的首领,号称"黄莲圣母"。红灯照传奇故事曾经广为流传,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特征。尽管清廷保守派曾经认可、放纵义和团,但官方史料中有关"黄莲圣母"的记载却十分稀少。清末民初之人所写的野史、笔记中提及其人,往往捕风捉影、夸大其词。在现当代学者的论著中,多数是突出她在义和团运动中上阵杀敌的英勇表现,将她塑造为革命造反派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偶像、爱国主义的象征。事实上,"黄莲圣母"长期以来被赋予的多重身份——渔家女、圣母、邪匪与革命英雄——并不能确切概括其形象特征。本文力图探究林黑儿被神化的背景、过程与影响,将一百多年来人们对红灯照的描绘、被创造的作为"革命派"、"爱国者"的公共记忆与抛开意识形态面纱后的历史人物做对比分析,还原真实的"黄莲圣母"形象。

痴爱动人定律及其他——从《大红灯笼》看民族音乐剧故事元素

本文考察了中国原创民族音乐剧《大红灯笼》的剧本故事元素问题。认为四大音乐剧的成功显示出痴爱动人定律的作用,这就是只有遇挫弥坚乃至不惜牺牲自我的痴爱才足以动人。小说原著相反带有泛悲剧特点,主人公之追爱不过是追权的替代品,未能凸显痴爱动人定律。《大红灯笼》在改编中虽尽力消除小说原著的隐患,但由于在痴权与痴爱之间徘徊而面临痴权难动人的窘况。修改措施在于增强颂莲的痴爱元素,突出其追爱不成才追权的情感逻辑。当前需打造面向广大普通观众、符合痴爱动人定律、带有通俗艺术特点而又不失文化品位的民族音乐剧。如此有必要研究欧美音乐剧在剧本故事元素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略,探索中国民族音乐剧自身的独特的艺术与美学道路。

《红楼梦》里的灯谜与民间谜语

《红楼梦》里收有灯谜二十七则。《红楼梦》借助灯谜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增添悲剧气氛。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摈弃了文人对于民间谜语的偏见,创作了有“江湖意”的字谜、物谜,显现出曹雪芹向民间谜语学习的诚挚态度。而《红楼梦》里的“竹夫人”、“风筝”等谜语却在民间流传。《红楼梦》中灯谜的出现既是清朝岁时习俗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同时也与清朝兴盛的谜语研究密切相关。

从苏童的《妻妾成群》到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和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分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电影史上的名篇佳作,也是中国电影改编史的重要范例,对它们进行深度解析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是影视改编实践的需要。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其间的改编关系:一、人物的形象设置及其关系;二、故事结构、视点、情节推展及其节奏;三、自然、社会环境及整体象征氛围的营造;四、从主观的精神内蕴到客观的视觉形象之间的转换;五、主题与细节。张艺谋对原著的改编是巨大而主观的。作为两种各有优长、彼此不可替代的艺术样式,在改编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和原则,在学术界也存有较大的争议。张艺谋的改编原则:一是服从电影的内在属性及其需要,二是表现自己的电影风格和艺术个性。小说和电影真如水火之间,是具有不同属性的两种物质。

媒介重塑:从《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

《大红灯笼高高挂18》对小说《妻妾成群》进行了成功的改编,这主要表现在:电影简化了小说的多义主题,而趋于单一性主题;增设了"废屋"、"红灯笼"意象,舍弃了小说中"井"意象;人物性格方面颂莲也由自省敏感转向了冷漠刻薄。这些改编既尊重了原著,又有新的创造,从而使电影和小说获得了"双赢"。

有声有色的陈家大院——论《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妻妾成群》的影视改编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小说《妻妾戍群》的改编首先呈现在电影文本的再创造上:人物冲突的选择性呈现,故事背景的南北转换,小说意象的影像化设置。其次,电影在视听语言的叙事上,以对比强烈的色彩叙事、音响与环境的交融、典型场景的再现,形成了视觉与听觉上的冲击。最后,电影塑造了不同阶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论第五代电影与第六代电影美学风格之不同——以《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紫蝴蝶》为例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1991年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这部影片不仅代表了张艺谋影片的美学风格,而且从中可以发见第五代电影共同的美学风格。《紫蝴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2003年,由娄烨执导,刘烨、章子怡、李冰冰等主演的影片,这部影片不仅代表了娄烨影片的美学风格,而且从中可以发见第六代电影美学风格的重要向度。第五代电影试图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偏向宏大叙事,电影借助视听效果、情境氛围、剧情人物等体现鲜明的民族历史性,象征寓意性强烈。第六代电影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怀疑态度,表现在视听上的反讽性、碎片化的叙事、虚无感的人物形象等方面。

接受与变形:先锋小说“触电”现象透视——从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谈起

先锋小说的先锋性和电影的通俗性本是互不兼容的两种品格,可在当前先锋小说却频频“触电”。为透视这一独特现象,笔者考察了张艺谋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过程,意在反思这一现象对先锋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

论《红楼梦》中的元宵节意象

自宋代以来,元宵节就开始大量地进入文学作品。在宋代词人的笔下,元宵节带有万人空巷的民间狂欢色彩,同时也有了"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宋元话本中的元宵节则往往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成为小说中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许多充满诗意的爱情故事也在这个热闹的夜晚发生,主要人物的命运也在此夜发生逆转。《红楼梦》对传统的元宵节描写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将元宵节这一传统的普通民众的室外狂欢活动变成了贵族大家庭中的室内雅集活动;元宵节不再以赏花灯和放烟火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以家庭内部各色人物的活动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作为描写的重点。《红楼梦》中的元宵节没有发生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而是预言了一群青春少女的悲剧命运。

《红灯记》电视剧与新世纪红色文化重构

1990年代以来,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的热潮在当代中国涌起。红色经典回归潮流的涌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美学等多种因素。《红灯记》电视剧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改编的。与其他红色经典改编失败遭遇不同的是,《红灯记》的改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好评。因此,我们在探析红色经典改编热潮的文化心理的同时,重点讨论分析了《红灯记》改编剧的美学理念、艺术特色、人物形象,揭示出《红灯记》等红色经典改编所具有的赓续、传承与重构新世纪"红色文化"的多元艺术功能。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语言特色分析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早期电影的代表作,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也有极大的影响力,获得了多个奖项,这部影片改编自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成功反映出封建家庭对女性的迫害。影片中色彩、音乐、人物对白的应用都堪称中国电影中的经典,极具冲击力和个性化。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针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语言特色进行阐述与分析。

《红楼梦》中贾府两次元宵夜宴的比对分析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出现了两次关于贾府元宵佳节的描写,从场面、亲情和习俗角度的比对中隐约可见贾府富贵奢华背后的尴尬之境、团圆温馨下的别离之情和喜庆狂欢中的不祥之兆。这两次元宵夜宴与可能佚失的第三次贾府元宵夜宴是贾府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三个关节点,因此在全书结构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废墟上的花朵——陈力娇长篇小说《红灯笼》的死亡书写

陈力娇的长篇新作《红灯笼》是一部对历史与人性有着独特解悟与拷问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该作品从死亡感受与死亡意象展开的精神境域与空间隐喻,内含着伟大而崇高的精神质素,具有超越死亡的自然含义而向社会文化、政治伦理与人情人性多面拓展的丰富意蕴。在作品中,死亡不仅是一种对恶的批判与清除,也是一种对善的温情呵护,还是一种对不义社会的愤怒抵抗,更是一种终结社会之恶的隐喻力量。《红灯笼》的死亡书写充满广阔深沉的人文关怀,带有坚定不移的历史理性,附着着美丽、宁静的神圣色彩。

论《红楼梦》中的元宵节

元宵节作为《红楼梦》中重要的岁时节日,不仅是书中人物活动的背景,也是作者刻意观照的对象。元宵佳节庆贺场面及娱乐活动的描写不仅展现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封建大家族豪华奢侈生活的情景,而且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满清时期的灯节民俗风貌。元宵佳节的对比描写以及节间发生的众多事件预示了书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和贾府盛极而衰的总体走势。

男权的时空建构与女性解放——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空中的权力解析

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因素的特定设计和安排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男权制度对女性的奴役和压迫。影片的时空安排和设计凸显了男权制度的权威,并揭示出其对女性自由和生命力的无情扼杀、控制、束缚和压迫。女性要摆脱男权文化的影响,需摈弃依附意识,掌握经济和生活等方面的主动权,树立独立的人格,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妇女解放。

《旅心》、《红纱灯》与日本文化

《旅心》和《红纱灯》是穆木天和冯乃超旅日生涯的结晶,不仅情感特征更多地带上了日本"物哀"色彩,而且在朦胧幽玄的情调,对自然界声色的高度敏感,对音乐美的探索以及其象征主义中包孕浓厚的唯美色彩等等方面,都表现出对于日本文化的广泛吸收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