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的政治:动员-科层制度对公私关系的塑造研究——基于鄂西H镇的调研

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是官僚科层制的关键,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公私边界往往受政治动员体制的影响,导致公私互侵、边界模糊。文章结合官僚科层制和政治动员制,提出了“动员-科层”体制的概念。在“动员-科层”体制下,科层制中的公私分明特征逐渐消退,公域与私域的边界日益模糊,公域侵占了私域,私域同样渗透到公域中,工作不再与私人生活分离,基层干部无法休息成为常态。文章以基层干部的休息为研究对象建构“动员-科层”分析框架解释基层干部的休息问题,将休息概念化、理论化。研究发现,在“动员-科层”双重体制下,动员制与科层制相互嵌入,进而导致公域与私域相互渗透,这一过程塑造并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公共和私人行为,其过载运行引发了基层干部的休息问题。不同的动员-科层制度组合对基层干部休息的影响程度不同,动员制嵌入科层制的程度越深,对基层干部休息的影响就越大。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场域理论视角下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防范困境与实践进路

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肩负着培育时代新人的重大使命,是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交锋和与西方敌对势力争夺青年一代的重要场所。在场域理论视角下,针对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场域壁垒下的治理角色转化、资本制约下的治理权力更迭和惯习固化下的治理手段改变等危机风险,高校需在初始传播阶段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机制,构建动因性应对机制;在爆发扩散阶段强化精准研判控制局势,构建资源性保障机制;在逐渐消退阶段加强社会各界沟通协作,构建进路性导引机制。

高校社科联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高校社科联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是人才、科研和教育的集中交汇点。为响应时代号召,回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要,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展现更大作为,分析高校社科联公共服务能力学理依据、价值指向,针对其核心议题,提出我国高校社科联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对策及建议,以推动高校社科联发展规划、内部治理以及外部保障等环节的有机贯通。

“双碳”背景约束下绿色技术创新四方演化博弈及仿真

“双碳”背景约束下,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企业-学研机构-公众四方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博弈系统稳定策略组合及其条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定量考察了关键参数变化对该系统演化过程与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该系统的16个纯策略均衡点中共存在10个条件稳定点,其中(0,1,1,1)为最理想稳定点。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是绿色技术协同创新达成与稳定的基础;政府适当提高惩罚力度有利于协同创新的达成;越可观的合作创新收益越有利于企业和学研机构双方合作的稳固及推动公众参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降低公众参与成本能够促进企业、学研机构、公众三方协同创新的达成。最后,结合仿真结果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高校因治安管理处罚开除学籍的法律限制

基于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学术原因开除学籍,尽管具备一定的高校自主权因素,但不能完全遁入大学自治范畴,否则有损大学治理的法治根基。开除学籍属于行政制裁体系中的“惩戒罚”,与治安管理处罚并行适用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应受到三方面的法律限制。其一,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作为形式上的处分依据,仍需符合“过罚相当”与比例原则,使其法律适用具备实体正义。其二,因校外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开除学籍属于特殊情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之程度方可作出。其三,高校对“情节严重”的判定,受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整体约束。同时,高校在“情节严重”要件上的解释仅限于主观层面,在整个情节认定中的作用力有限。

从权力规制走向关系治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高校内部权力失范及其治理研究

高校内部权力的规范、有序、高效运行是高校权力规制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权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影响相对较小、隐匿性强的权力失范现象仍时有发生。对高校内部权力失范案例进行梳理发现,“关系”是隐匿在权力失范背后的力量。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看,高校内部权力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富集性、自主性和联通性等特征。高校存在“首长”主导型、跨部门“合谋”型、同部门“合谋”型三类关系结构截然不同的小团体。高校应从重视权力规制走向重视关系治理,从重视制度建设走向重视规则完善,从重视决策过程走向重视决策监管,将权力运行场域重塑、权力行为规范和权责意识强化有机统一起来,有效实现对权力失范的系统治理。

官员对民众信任的形成机制:文化主义视角下多元因素的解释

在政民关系中,政府与民众的相互信任同等重要,其中官员对民众的信任直接影响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听取和采纳,但是关于官员对民众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还不充分。构建一个文化主义视角的模型并基于4000余份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官员对民众的信任总体呈现中等水平,受到官员的信任倾向、公共服务动机、家长式领导认同、传统媒体使用等因素的正向影响,同时受到传统等级观念、面子意识、互联网媒体使用等因素的负向影响。加强思想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人民至上的立场使命,有助于增强官员对民众的信任,改善干群关系,提升治理效能。

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协同关系与优化策略

公共体育服务跨域多主体协同治理作为推进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其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有序参与及协同治理,是提升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质效的重要保障。该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提高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参考。结果显示: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治理多主体整体网络密度为0.043,整体网络呈现松散特征,各参与主体间仍有较大差距;政府主体节点最大,以北京市体育局、天津市体育局、河北省体育局为主,其他主体在整体网络中处于边缘状态,节点较小;多主体交互网络中心性分析显示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各主体间分布不均,以政府为主要参与主体,各主体间呈现失衡现象。鉴于此,该研究建议通过创新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培育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多主体协同治理文化,搭建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跨域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等优化策略,构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多主体协同发展新路径。

日本大学治理的新动向和思考

大学治理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社会结构性变革,日本发起了旨在构建“政府-社会-高校”共治的大学治理改革。在这场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处理府学关系时逐渐强化了对大学的监管和制约;社会力量通过决策咨询和审议、社会评价与监督、社会问责等方式深度参与了大学治理;面对外部主体影响力的凸显,日本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矢量呈现出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动态变迁。纵观日本大学的治理过程,一是政府在大学治理中要发挥权变引导作用;二是社会力量在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需有序有度,发挥媒介和缓冲作用;三是大学内部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需共轭耦合,深度整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大学治理改革举措的探索与研究,对我国进行大学本土化治理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现代高校校园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向度

高校治理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单元,校园治理是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内涵式提升的关键路径。而建设高校校园治理共同体是优化治理架构、凸显民主公平的现实选择。现代高校校园治理共同体的伦理起源在于校园各类主体的间性,解决哪些主体存在间性的问题催生了伦理差异,解决主体存在何种间性的问题促进了伦理培育,解决主体间性如何缩小的问题实现了伦理共建。公共性则是育人场景中现代高校校园治理共同体的伦理特性,体现在校园空间内的有机共生、教学关系中的平等共存、风险主体上的责任共担、项目进程中的合作共建等方面。文化性则是文明传承中现代高校校园治理共同体的伦理内蕴,包括以礼为内核的治理观、以公为基准的仁爱观、以和为框架的辩证观。实践性则是现代高校校园治理共同体的伦理价值,应当立足公共性强化思想理念,立足积极性丰富治理主体,立足信任性深化治理规则,立足平衡性优化逻辑结构。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人工智能是技术现象,更是社会现象,其在技术工具方面的创新和对于技术手段的赋能,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全新范式和重大机遇,促进了高校网络舆情监测自动化、研判智能化、引导精准化。与此同时,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及价值理性的断裂与冲突也会造成高校网络舆情出现认知偏差、传播模式变轨、风险隐患多样等潜在危险,对新时代高校治理能力形成了严峻挑战。因此,要树立科学理性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新理念,构筑高效灵敏的网络舆情治理新范式,促成多元共识的高校网络治理新格局,强化技术治理与科学良治的有机契合,开创高校网络舆情的智能治理新局面。

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构建逻辑、运行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

大数据时代,一个健康、绿色、文明、有序的网络舆情生态能为高校功能的正常运转带来重要效用。高校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是指基于高校治理框架,在网络热点事件的衍生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网络舆情主体、网络舆情客体、网络舆情介体、网络舆情环体等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网络信息生态系统。文章基于生态学理论,从内生动力和外推动力两个方面探究了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构建逻辑,并从衍生形成机制、传播扩散机制、发酵成长机制、调解应对机制、复盘总结机制五方面全面分析了高校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并且从法治保障、文化氛围、协同治理、技术服务、队伍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治理策略。

形象修复理论视角下高校网络舆情危机治理困境及路径优化

高校形象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树立良好的大学形象是高校赢得社会肯定和信任的前提。面对新媒介环境的巨大变革,高校负面网络舆情危机事件频发,传统的高校网络舆情危机治理机制常常使高校形象受损。形象修复理论以修复和维护组织形象为核心要义,涵盖了否认、规避责任、消减敌意、修正行为、戒忍五大策略,为高校化解网络舆情危机提供了理论借鉴。针对高校网络舆情危机治理存在的问题,运用形象修复理论,可采取掌握好“黄金时间”,发挥高校官方应对话语的权威性;深入调查呈现事实,利用融媒体平台传播真情实况;纠正错误安抚公众,平等对话以获得舆论“共情”等优化措施,加强高校负面网络舆情的形象修复能力。

党政联合发文“属性论”之争刍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联合发文作为一种既成的制度规范,其数量激增,但在实践运行中涉及备案审查、信息公开时的“归属”问题却饱受争议。为此,国内学界从其发展历程、党政关系、党规与国法、规范适用等维度剖析党政联合发文的性质属性,基本形成了“单一属性论”“双重属性论”“复合属性论”和“回避论”四种分析态势。但任何一种分析态势都难免具有局限性,亟需不断结合理论和实践对其进行反思和完善。基于此,该文将党政联合发文置于特定语境之下,明确其理论前提,结合动态的实践,探讨“属性论”可分析范式的突破。

政府研发资助和基础研究投入——基于产学研关系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础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政府研发资助是保障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方式。本文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信号效应和合作效应。研究发现:(1)政府对高等学校、企业的研发资助会降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投入,但政府面向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资助对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不显著;(2)与企业的合作紧密度会扰乱高等学校对于政府研发资助的应用决策,对基础研究投入产生负面影响,但会引导科研院所争取更多基础研究的政府研发资助。本文揭示出资助对象选择在政府研发资助效果中的显著作用,并得出需要从产学研关系出发优化政府研发资助方式,以提升基础研究投入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是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是优化高校网络思想教育阵地的必要环节。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视域下,矛盾是高校网络舆情的内在属性,矛盾运动是推动高校网络舆情演化的内在动力,矛盾分析法是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根本方法。应充分把握高校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规律,厘清高校网络舆情矛盾产生的原因,以防范化解矛盾作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并利用矛盾规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大幅度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在这一背景下,管理好校园网络舆情,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高校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在聚焦分析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特点及成因的基础上,从学生主体、媒介素养、队伍建设、监督机制等角度提出协同治理网络舆情的现实路径,进而提升高校管理水平、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美国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的关系重构——万尼瓦尔·布什革新美国科研管理体制的理念与实践研究

伴随知识经济的崛起,大学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政府与大学建立何种关系,成为各国重构社会秩序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万尼瓦尔·布什革新美国科研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不仅从知识转化的模式调整、学术生产的范式变革和研究型大学的国家战略地位等方面论证了联邦政府参与研究型大学管理的应然性,而且建构了以学术逻辑为核心的科研管理模式、政府调控的科研成果转换机制、开放合作的科学信息交流机制,凸显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参与研究型大学管理体系中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取向、以“文化绅士”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取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社会服务取向。

建立地区工资关系制度的思考

妥善处理地区工资关系是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必然要求。在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处理好地区之间的工资关系,成为科学工资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是关键问题。我国曾实行过工资区类别制度,1993年改革废除这一制度后,新的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但经历了两次清理规范津贴补贴。两次清理规范工作看似偶然地、被动地调整地区工资关系,但其中有很多带有合理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是我们处理地区工资关系的重要经验和宝贵财富。合理调节地区工资关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与国情和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地区工资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