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嘉兴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述论

抗日战争期间,嘉兴是浙江省最早沦陷的地区,也是日伪控制最为严密的地区之一。在日军“三光政策”“清乡运动”的残酷高压下,嘉兴人民坚持抵抗,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包括抗日救亡歌咏在内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期间,嘉兴地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脉络、歌咏团体的组建、歌咏活动的开展等各方面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为我省乃至全国抗日救亡歌咏史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抗日战争时期“工程救国”思潮研究初探——以中国工程师学会为中心

本文立足相关研究文献、回忆文章等,讨论了抗战时期“工程救国”思潮兴起的缘起、内涵及作用,并对工程师形象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工程救国”思潮,是在近代救亡图存与传播工程学术双重动力驱动下,脱胎于科学救国思潮、萌芽于抗战救国思潮之中,希望以工程师实践和精神特征来挽救国家的一种社会主张。从工程社会史角度看,这一思潮得益于中国工程师学会借助政治权威,以《工程周刊》作为面向公众舆论渠道,形塑了工程师救国的形象,并以“工程师节”“工程师信条”进一步与政治权威联系,也为抗战救国和工程师的价值规范塑造提供裨益,是工程社会思想与抗战救国相结合的侧面反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拉卜楞慰劳团”赴渝的历史意义刍议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迫使国民党采取积极姿态,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创造了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抗战热潮等外部因素推动下,地处甘肃南部的拉卜楞藏族民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于1938年10月自发组织“拉卜楞一百○八寺藏族僧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携羊千只、牛百头、八面锦旗前往内地慰劳抗战将士。慰劳团的内地之行受到国共两党的广泛关注。文章以《新华日报》为中心,研究了该团在拥护祖国、促进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基本立场和实践,总结出拉卜楞慰劳团在我国少数民族抗战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典型作用,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1944年中山大学青年群体参加东江纵队原因探析

1944年夏秋之际,中山大学200多名进步青年先后投笔从戎,积极加入东江纵队这支坚持抗日的中共广东武装力量,是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与广东青运史上的光辉一页。该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部分青年具有中共党员身份与中共广东临委提前做过组织动员之外,还有中大存在孕育进步青年的沃土、中共粤北省委主动加强中大党的建设工作、中大共产党员出色的统战工作以及“抗日救亡”时代使命的正向感召等因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以坚持平等促汉畲团结,以普及教育促畲民觉醒,以通俗化宣传促畲民奋战,激发了畲民英勇抗战的决心和行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对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有一定的现实启示: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观念,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教育,掌握宣传主阵地。

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形象塑造——以新闻活动为中心

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塑造抗日救国形象的宣传策略和方法,不仅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逻辑,还可以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启示。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以新闻活动为中心塑造自身的抗日救国形象。面向民众时,中国共产党以公共出版物为载体广泛宣传抗日主张和军队形象;面向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等政治群体时,以舆论营造为路径积极交流并支持与保护抗日民主人士;面向海外人士时,以新闻活动为纽带促成驻华记者实地探访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如实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实绩。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策略与多种方法在国统区及海外树立了其良好形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全民族抗战阶段划分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全民族抗战阶段划分问题持续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全民族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的主流观点之外,学界聚焦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阶段、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如何看待“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阶段”等问题,提出全民族抗战分期的“二阶段”说、“五阶段”说等观点,引发新的思考与讨论,有必要详细考察其观点及依据,以对全民族抗战阶段划分问题进行再认识。

从“随军译员”看西南联大精神的融通与实践——以外语系被征调的卢绍华及其家属为例

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教育青年们继承爱国主义的传统,发扬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在抗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政府响亮地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励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作战。在昆明这个抗战的大后方,以卢绍华为代表的大批青年学生继承了西南联大“教育救国、读书报国”的时代精神,他们积极响应盟军中缅印战区征调翻译人员的号召,不畏艰险勇敢地奔赴抗战前线。通译人员的工作,有利于沟通声气、增进盟国军事上的通力合作,为高等教育史、抗日战争史和青年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此同时,避寇到昆明的著名作家卢葆华为鼓励从军的长子卢绍华创作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诗词作品,为解读抗战精神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民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思想研究

在民国时期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佛教抗日救国的思想体系。从佛教救国的理论基础看,佛教徒从佛教教义中寻找僧尼参加军训和前线杀敌的合理性。从佛教救国的必要性看,认识到僧尼作为国民的一份子,肩负有救国的责任;救国是佛教徒报国恩的需要;只有救国才能救教救僧;救国是今后佛教赖以生存和实践慈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从佛教救国的可能性来看,佛教能帮助中国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进而使中华民族复兴。从佛教救国的路径来看,包括潜心祈祷、宣扬佛法、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僧伽应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采用不同的救国方式。这些内容是近代慈善公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佛教徒,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潮流。

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与文艺大众化运动

面对20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盛行的热潮,作为革命家的瞿秋白着眼于特定时代需要和革命发展实际,对侠文化作出阶级分析,不仅揭示了武侠热的深层动因,指出武侠小说的社会危害,从思想倾向上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和彻底否定,而且认识到新文学与旧文学争夺读者市场问题的严峻性及其任务的艰巨性,注重思想启蒙,唤醒民众起来抗争。同时,作为新文学作家,瞿秋白从文学本体论角度发现并肯定了武侠小说艺术形式上的长处,积极投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为反对武侠主义找到了一剂良方。在瞿秋白的批判视野中,反对武侠主义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斗争任务之一,文艺大众化则是他审视和反思武侠小说的重要基点。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和文艺大众化思想对后世文学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其局限性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上海与抗日战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上海的民众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在国民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时,上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成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工人、帮会到童子军,各界民众广泛地参加了抗日活动,上海的特殊环境,使它成为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的里程碑式的地点,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得以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上海人民与犹太难民、朝鲜的反日志士以及其它一些热爱和平的国外人士一道,生活在同一上海屋檐下,始终斗志昂扬,投身于共同的反法西斯大业中去。上海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初期刘雪庵在武汉

1938年,刘雪庵在武汉从事音乐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刘雪庵积极的投身于音乐的抗日宣传活动中。文章论述了刘雪庵与《战歌》杂志,他参与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活动、他参与怒潮乐社等音乐团体的活动,他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与"三厅"的活动,刘雪庵在武汉的创作及影响以及刘雪庵的抗战音乐思想。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

本文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政策。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以1936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狼山喋血记》为例

1936年中国电影界兴起的国防电影运动,既可以看做是左翼电影在新时期的新面貌,也可以视为左翼电影的强行转型,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艺术成就的相对不足,无损于国防电影的伟大的贡献:从世界现代史的高度,培养了底层民众视角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

1931—1945:性别视野中的抗战叙事

民族解放推动着女性解放道路的发展,扩展女性的生命活动空间,同时,民族解放中统摄一切的民族主义立场又遮蔽、压抑了女性主体的位置和声音,民族主义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理念与女性利益和需求之间呈现了多重复杂的关系。此期中国文坛的抗日叙事,男女作家的写作呈现着汇合中的错位。

新抗战史观

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大陆抗战史观正在悄然转变中:在强调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民族精神与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赞扬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爱国精神,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抗战,正面认识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这种新抗战史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条件、原因与意义,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