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农户营林投入结构调整——基于林种视角的分析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农户营林投入结构呈现基本稳定态势,这与Hayami-Ruttan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的预期不符。文章从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视角出发,构建“劳动力成本-营林投入结构-林种结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研究中心9个省(自治区)固定样本农户监测数据,运用Mundlak相关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对农户营林投入结构的影响以及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以期明晰营林投入结构基本稳定的经济机理及形成机制,为促进营林投入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诱导农户营林投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该效应的实现会受到种植结构调整的抵减。受经济属性和技术属性双重差异的影响,农户倾向于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林,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削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要素替代的诱致效应。在加入林种结构的内生性以及林业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赋权强能,进一步强化了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使农户营林投入结构呈现稳定态势,而较高的要素市场化发育程度会弱化林种结构的调节效应,进而有助于促进林业投入结构的资本深化。文章提出促进营林投入结构调整优化的政策启示:一是林业部门需要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以支持林业投入结构升级;二是提高用材林相对收益,重点关注林木采伐许可政策;三是加速要素市场化进程,畅通林业生产要素流动渠道。

林权改革与农户家庭收入:理论线索和经验证据

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是林权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所在。基于全国9省(区)18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更益贫”的特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要素激励、生计策略选择、林地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发挥中介作用,林权改革通过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强化生计策略选择、提高林地流转发生率和信贷可得性来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林权改革的政策效果在森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禀赋、代际程度和生产结构差异下表现出明显的情景依赖性。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农户森林经营行为与影响因素——以福建省邵武市和尤溪县为例

森林经营问题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得到重视。以福建省邵武市和尤溪县作为研究区域,通过156个农户样本数据,分析农户造林、砍杂、施肥和管护4方面的森林经营行为现状;基于利润最大化理论,选择Probit模型,分析家庭、林地、非林生产、林业生产、制度因素5方面17个变量对农户森林经营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造林、砍杂、施肥和管护4类森林经营活动的参与性分别为64.1%、36.5%、33.3%和46.2%;造林行为受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是否主要从事农林业超过10年、用材林比重、林改前是否进行过造林、家庭耕地面积、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影响显著;砍杂行为受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是否距家庭远、林改前是否进行过造林、农户是否对经营制度改革满意的影响显著;施肥行为受户主是否主要从事农林业超过10年、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是否距家庭远、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是否对税费制度改革满意、是否对经营制度改革满意的影响显著;管护行为受新一轮集体权制度改革中获得的林地占家庭林地总面积比重、林地是否距家庭远、是否计划修建林道的影响显著。为提高农户森林经营积极性,需要关注农户家庭、林地、非林生产和林业生产方面的特殊性,优化有助于农户提高营林收益和降低营林成本的制度措施。

新时代中国集体林改及其相关环境因素动态分析

集体林在维护生态安全和改善农户生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国集体林改有别于国际上林地权属转型,集体林权是在集体所有框架下进行,确权和增强产权束的权能成为新时代集体林改的新方向。已有研究在集体林改的相关因素对集体林改绩效的影响方面关注不足,文章试图弥补这方面学术研究的空白。认为相关环境因素动态变化改变了集体林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和收益,为集体林改提供了潜在动力,政府是集体林改的介入者,决定潜力收益能否成为现实。文章在构建了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一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木材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农户投资倾向不高,对集体林依赖程度下降,加之农户自身社会保障能力不足,故有可能促进集体林权流转;另一方面分析了政府扶持和减税空间有限,生态公益林政策调整频繁和补贴标准不高侵蚀了集体林经营主体的发展权,木材加工、木材采伐限额、林区基础设施薄弱、森林保险赔付率低和林权抵押融资难、融资贵等直接影响到集体林经营主体的经营林业的收益。为了破解集体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难题,在新时代,各级政府出台新的政策措施,并进行试验性实践活动,取得了一定进展。研究认为,经营权证是实行集体林"三权"分置的重要条件,应有所突破。集体林改与相关环境因素需要匹配协调,以取得制度支撑的耦合效应。

农户林地投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利川市为例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农户成为林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根据湖北省利川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投入状况,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农户林地投入的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林地块数和离家距离、农户对集体林权制度的了解程度以及采伐限额制度对农户林地投入行为有显著的影响.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林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适当放宽采伐限额政策、规范林地流转以及加大对农户经营林业的补贴力度等对策建议.

制约黑龙江省地方国有林权改革的因素

黑龙江省林业区,划分为龙江森工集团(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管辖、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管辖和黑龙江省林业厅管辖三部分。黑龙江省林业厅辖属的国有林通常被称为黑龙江省地方国有林。2007年,黑龙江省林业厅开始在部分市县实施国有林权改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如何推广、如何全面实施,使国有林权改革走出瓶颈,成为现实难题。运用结构模型解析法,对国有林权改革制约因素的内部结构、层次及因果关系进行诊断,认为:制约黑龙江省地方国有林权改革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缓慢,其次是现行的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不合理和流转经营林地内的营林道路和防火等基础设施薄弱。这两个因素,又同时影响和制约着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林地林木流转体系不完善、林业投融资实行难、流转后经营者资金短缺和森林保险制度缺失这五个因素。其中: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缓慢和现行的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不合理两个制约因素,是刚性的,必须亟待在改革过程中解决。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制约因素分析及提升对策——以安徽省安庆市为例

以安徽省安庆市为例,分析了林业要素市场、森林资源评估、林权抵押贷款、综合行政执法、社会服务体系、政策保障机制等制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因素,提出了完善林权流转机制、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实行税费减免政策、落实国家政策;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实行规模集约经营;夯实林业科技基础、完善综合服务体系;推进执法队伍建设、强化综合行政执法;搭建银企交流平台、拓宽林业融资渠道等提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绩效。

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的主体冲突及其化解

国有林区"三林"问题的基本特征是林业资源枯竭、林区经济危困和林工生活艰难,其根源于林业忽视生态效益、林场利益机制不顺、林工存在制度性依赖。国有林权制度改革面临林业资源属性约束和国有林区体制约束。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中,政策设计者须明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林业管理部门、林区和林工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约束的差异。

内蒙古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对策探析

内蒙古是我国集体林地面积最大的省区,承担着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通过分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关系、林改后影响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因素,提出内蒙古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对策建议,进而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林改后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理论支持。

影响江苏平原地区林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意愿的因素分析

对江苏平原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程进行分析,发现林农和基层组织的改革意愿不太强烈,笔者探究了其中存在的一些主客观原因。从林地、林权和农民阶层碎片化现实,以及林业的比较效益,城市化进程,森林分类区划、区域林业定位等角度进行了剖析,认为只有采取相应的制度,提高集体林权的产权量化、分配并合理地进行产权流转,从根本上解决林权碎片化带来的产权分配失衡问题,才能有效地保护集体成员的利益,实现农户增收、集体资本增值的目的,从而解决平原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难题。

林权确权中的非技术因素:基于农村集体林改的视角

林地因其具有经济属性、生态属性,因此其产权界定比农地显得要复杂得多,林地的具体权属有学者概括了10个层次的涵义。讨论了林权确权中的非技术因素,认为当地林农对林权的认知(即产权意识)、当地民间风俗的影响、官方规制的不同时期的林改制度变革遗产等因素,对林地的确权具有重要影响。在当前的集体林权改革中,应设计如何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中,把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包容到村级林改制度实践中,重要的是决策者应当把话语权交给林农自身。

林权抵押政策实施中林农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8省26县的调查数据

根据2012年在福建等8省26县抽样调查的数据，探讨了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林农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统计显示，仅有5．5％的受调查者办理了林权抵押贷款，相比之下，却有近40％的受调查者表示有抵押贷款需求。二元逻辑回归表明，林农是否参与林权抵押贷款除受其年龄和家庭年纯收入影响外，还受到承包林地分布、林地总面积、森林保险、林地资金投入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当前林权抵押贷款政策并不利于从事细碎化林地经营的小户林农融资造林，相反地，地方的林业大户和林业企业更能真正从中受益，有偏离政策设计初衷。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带土进城”问题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法规和政策制度因素、农民土地权益侵害因素和农民自身因素的制约,广大农民进城落户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应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让农民成为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合理确定农民"带土进城"的过渡期,稳步探索、分类实施、有序推进农民带土进城。

林改背景下湖北省森林认证影响因素分析

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湖北省森林认证为研究对象,综合林权权利结构和森林认证驱动力两大要素,构建了一套湖北省森林认证影响因素调查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森林认证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经营使用权、森林认证认知、经营让渡权、认证标识认可、森林认证态度是影响湖北省开展森林认证的五大主导影响因素。同时,就湖北省开展森林认证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难点进行了归纳梳理,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期为实现湖北省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林业发展金融服务改革对林农营林的影响研究——基于陕西省富县和西乡县的调查

围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五大内容之一的林业发展金融服务改革的概念和内容,结合对陕西省富县和西乡县的实地调查,分析了陕西省林业发展金融服务改革中开展的各种措施和工作及其对林农营林活动的内外部因素和不可控与可控因素两方面的影响。最后从不同主体的角度指出陕西省林业发展金融服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林改后林农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

指出了林改后林权发生变更,林农成为林业的经营主体、分配主体和投资主体,林农投资的作用必将日益凸显。在对比了林改前后林农身份变化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林农投资的各种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些鼓励林农投资的对策建议。

福建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比较

从林农获得感的内涵出发,应用熵值法构建林改全过程的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450个林农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比较林农对"均股均利、均山到户"两种林权改革模式的获得感水平,运用Tobit模型找出影响林农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两种典型林改模式的农户获得感均不高,差异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是影响林权改革模式的关键因素;是否村干部、林地块数、林业投入、林业收入、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均股均利"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领到林权证、采伐指标的申请难易程度对"均山到户"模式下的林农获得感影响显著。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林农林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博乐市林地种植农户的调研

不同类型的林农对林地的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其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是我国林农地改革研究的重点。以新疆博乐市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农林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林农林地投入行为受到经营模式和经营林种、林地规模、林地流转市场和林地资源禀赋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本研究结果,作出如下建议:政府可因地制宜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引导创建适合当地林农的政策,真正起到带动引领林农增加收入的作用。

基于问卷调查的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福建宁化县114户林农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影响农户林地流转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并分别对其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作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林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内部因素及农户外部因素。基于此,提出了鼓励村集体建立林业生产合作社、鼓励涉林企业与农户合作经营、加大对林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宣传力度、村集体对林权流转进行正确引导等政策建议。

四路并举 全面推进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

总结了宣城市林业改革进展情况。主要经验:放活集体林地经营权;促进资源合理流转;健全林业要素市场推进林业产权制度转型升级;完善支撑保护,推动森林资本化运作。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