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功能定位

宪法第五次修改将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其职责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相关文件中予以明确。其核心职能之一便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有助于增强宪法解释的适用可能性、提高审查工作的协同性、优化合宪性审查机构设置及职能配置。然而,实践中发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履职过程中存在程序规则缺失、责任规范缺失、制度建构失衡等现实困境。要完善其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功能,就必须完善程序规范与责任规范,统筹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的关系。

中国合宪性审查的组织发掘与制度补强

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构有其自身的组织基础与制度背景。国外违宪审查的制度发展趋势只是为我国制度的完善提供侧面借鉴。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效果发挥还取决于合宪性审查对象的宽泛定位、相应审查结果反馈的真实有效、相关国家机构在审查线索方面的权力协作以及专门委员会之间的审查协同。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审视与健全构想

当代宪法和宪政发展的一大世界趋势,就是建立、健全、创制具有活力和效率的违宪审查制度。文章在中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中,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构成其制的内在机理以及其运作的效力等方面,需要在世界性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构想。

在我国建立宪法法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分析

在我国建立什么样的违宪审查机制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难题,这直接关系着我国违宪审查体制的建构,本文从建立宪法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论证了宪法法院的建构的益处以及宪法法院的建构与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运行机制并无冲突。

论人大制度下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改设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承法律委员会原有职权的同时,增加开展宪法解释、加强宪法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等职权。这对促进以往宪法监督制度中的合法性审查向合宪性审查转变具有积极作用,对宪法监督工作机制建设中的宪法解释工作、合宪性审查工作、具体行为违宪监督纠正处罚机制具有推动作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亦启发完善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应有要素的思考。

合宪性审查研究的现状、趋势与展望——基于CSSCI期刊数据库(1998-2019)的文献分析

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制度之一,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研究热点。通过对1998-2019年已发表在CSSCI(包含扩展版)期刊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合宪性审查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可以发现,研究内容多聚焦于合宪性审查的历史背景、域外经验、审查主体、审查对象、审查原则、审查方法、审查程序等方面,研究视角在不断拓宽,相关理论一直在向纵深发展,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但对宪法责任问题研究不够。宪法责任是合宪性审查的逻辑延伸,没有对宪法责任进行深入研究的宪法学理论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对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的要求下,基于维护宪法权威的需要,作为合宪性审查逻辑延伸的宪法责任问题亟待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

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宪法,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审查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基本法并确定被审查法律的效力的权力,应称之为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无论从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原有法律传统还是其他法律理论或实践来看,香港法院行使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均缺乏法律根据。香港法院自我设定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混淆了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偏离了基本法设立的香港政治体制、扭曲了基本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自行纠正错误先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第17条,并根据基本法第20条授予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对违反基本法的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法律的审查权,是解决违反基本法审查权问题的理想方案。

论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决断和制度推进——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政治决断,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指明了制度化路径。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违宪审查模式,而是应当在廓清合宪性审查基本概念的前提下,根据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和实践。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原意,是通过合宪性审查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因此,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应当借助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合宪性审查制度,重在合宪性审查的能力提升,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的可行道路。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立法的备案审查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立法的备案审查制度具有维护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律地位、维护宪法和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目的,是中央行使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的表现形式,具体来说是一种立法监督,从性质上说属于政治审查、原则审查和抽象审查,在程序上属于直接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审查权最直接的依据是基本法“特区立法备案、审查”条款,根本依据是“特区立法与基本法不抵触”条款。除此之外,解释权条款也为基本法审查权提供了解释权依据,这些条款共同构成了基本法审查权的基本法上的依据。作为审查基准,基本法规范里“中央管理的事务”“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等表述过于宽泛和模糊,基本法亦未给出明确定义,因此很难对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的条款作出明确的划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审查权存在审查基准、审查方式、审查范围、审查程序以及备案审查的效力等五个方面的界限。在中央要求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的背景下,有权机关应当将特区立法备案审查制度纳入到我国备案审查体系建设中来,构建一个公开、透明和高效的特区立法备案审查机制。

美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对公司抗辩的司法审查标准

在美国针对董事的股东派生诉讼实践中,公司通常基于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决定提出驳回诉讼的动议,法院对该动议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诉讼。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于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的不同态度,以典型案例为代表形成了四种主流的司法审查标准,即Auerbach案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的审查标准、Zapata案独立商业判断的审查标准、Miller案否定董事会任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审查标准和Alford案全面实质的审查标准。美国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及司法审查标准,对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即应赋予公司抗辩的权利,在庭审前增加前置性的司法审查程序,由法院在该程序中审查原告股东资格、诉前请求程序、公司利益受损事实和公司不起诉抗辩理由,在衡量了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法律及公共利益之后,法院最终决定是否进入派生诉讼庭审程序,从而降低司法成本,平衡董事管理公司事务和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冲突,并有效防止滥诉。

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和机制

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对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具有重要作用。自地方扩容立法以来,地方立法主体"数量多、能力低"的现状、地方立法的本土化趋向和宪法变迁共同增加了地方规范性文件的违反宪性风险。而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因其固有体系缺陷,不足以促进合宪性审查的有效实现。在实定法层面,《宪法》《立法法》等相关法律为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制度空间;在理论层面,对地方人大监督宪法制度的学说探讨有力支撑着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展开。在比较法层面,美、日、德、法等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体系亦成为我国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域外立法参考。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应以《立法法》第九十九条的审查要求权为核心,嵌入筛查机制进行合宪性预审,最终确立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原则、明晰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围、注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衔接协作"三位一体"的机制构建。

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批为例

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可以从纵向维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外,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其具体形式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制度。不与《宪法》相抵触是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获得批准从而得以公布施行的前提。这一类合宪性审查的直接规范依据包括《宪法》第100条第2款、《立法法》第72条第2款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7条第2款。在现阶段,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具有特殊功效。作为分散式审查,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工作效能,满足社会各界的现实需求。作为事前型审查,它有助于实现经常性的宪法监督,预先"过滤"掉明显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作为柔性审查,它一般不会产生"不予批准"的决定,可以减少阻力,比较便宜易行。然而,这一类合宪性审查并不理想,鲜有实例。它存在若干局限,有待于完善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