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瑶乡革命家江华的精神品格及其时代价值

瑶乡走出的革命家江华的精神品格主要涵盖:理想信念坚定,忠于党和人民;坚持求真务实,勇于担当奉献;坚守家国情怀,注重民族团结;坚持廉洁自律,不忘艰苦朴素。马克思主义是江华精神品格形成的“航标灯”;伟大建党精神是江华精神品格形成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江华精神品格形成的传统基因;瑶乡革命先驱影响是江华精神品格形成的直接动力。江华的精神品格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弘扬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于担当奉献的重要精神食粮,是我们在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中坚持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中汇聚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恩格斯怎样评价马克思:一个历史的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在不同场合多次对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卓越才华、杰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给以高度评价。梳理和阐释恩格斯的这些评价性论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马克思去世之际,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和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对马克思的地位和贡献作了总体性评价。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也在多个场合通过澄清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明确了马克思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并从学术思想和实践活动两个基本维度对马克思的著作、思想、活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评价。恩格斯的评价鲜明、准确并富有感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重读王蒙的《布礼》

《布礼》是一部表现革命者钟亦成忠诚危机的小说。忠诚危机的可怕之处在于:作为革命者的钟亦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是依附于革命的。革命者的身份、对党的忠诚,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与革命的血肉关系是钟亦成生活的唯一意义,是他之所以成为"人"的全部保证。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为了克服这种危机,钟亦成反复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尤其是亲自参加的解放初期的第一次党员大会,以便重新确认自己和革命的同源关系。在农村接受改造时又重建起与劳动、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又成为钟亦成坚持忠诚的另一个支点。而本文力图表明的是:这与其说是忠诚危机的真正解决,不如说是危机的转移或疑似"解决"。

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

研究群体成长规律,不能不研究其成长历程,尤其是把握其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起点是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为这一群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领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萌芽的重要标志。以新民学会作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萌芽的标志,达到了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有机统一。

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等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与立宪派的梁启超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中国人。他们除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外,还涉及了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大纲领等,朱执信甚至首次在中国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尽管他们都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曾明确表示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所起到的客观作用不应被否定。

试析革命家毛泽东与文学家鲁迅文艺观的差异

毛泽东与鲁迅尽管在文艺思想上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但细究起来,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毛泽东主要是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文艺的性质和作用的,其中心思想是阶级论、人民性和工具论,相对而言却较为忽视文艺的独立性、审美价值和艺术规律;而鲁迅则是以文艺为本位,较多强调文艺独立于政治的特殊性以及尊重并服从文艺规律,侧重点在于文艺的思想性、规律性和审美价值。产生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学考察和认识角度的不同。

库恩究竟是革命家还是改良派?——对库恩哲学立场的反思

库恩究竟是革命家还是改良派?针对库恩1980年代以来的语言转向及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态度,从政治和哲学上对库恩进行的保守解读,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真实的库恩形象。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老舍小说侠义情结探源

侠文化是下层人民的文化,老舍从小就受到了侠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历久弥新的。侠义情结使老舍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侠义大观现象,许多人物的行为逻辑只有站在侠义者的角度才说得通,在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刚强勇武的豪侠之气。老舍与革命大潮是疏离的,他对于革命运动和革命者了解不多,但他又很想写一写扭转乾坤的革命者,所以就依照他对革命者和革命工作的想像来刻画他们,而结果是这些革命者更像侠客而不太像革命者。

湘籍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湘籍革命家群体 ,是指五四运动以后形成的出生在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 ,既是初生茅庐的牛犊 ,又是饱学之士 ;既是同声相求的同学 ,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既受湖湘文化的浸润 ,又受马克思主义的哺育 ;既以湖南作为主要舞台 ,又在全国各地乃至外国施展才华。他们从组织和理论方面 ,为全国建党做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 ,甚至对确定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走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双重身份的冲突与融合:作为教育家与革命家的徐特立

徐特立是教育家,也是革命家。早期,徐特立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信奉“教育救国”,但此后理想接连受挫,遂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论者。泅泳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徐特立一辈子秉持救国救民的宏达理想,在两种身份的融合与冲突中,谱写了一曲“教育”与“革命”的和谐变奏。

论“常州三杰”的初心与初步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被其家乡人民亲切地称为“常州三杰”。笔者认为,常州三杰的初心是“三确立三成为”。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成为最早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认同并加入,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优秀党员;确立为“大多数人”谋“光明的路”、谋“利益”、谋“幸福”,成为最早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抱负和政治觉悟的中共领导人。常州三杰有五个方面的“初步”和伟大实践:一是参与建党建团,在组织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后备军上有所创造、有所作为;二是建立统一战线,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上坚定执着、贡献突出;三是重视宣传教育,在探索动员民众、启迪民智、团结壮大革命队伍上呕心沥血、堪称表率;四是走近工农群众,在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和依靠力量上亲力亲为、找准新路;五是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针,在制定挽救革命挽救党的策略上敢于斗争、勇于担当。

论“社会福音”思想与赛珍珠小说主旨的演变

中国振兴的路径和方法是赛珍珠中国主题小说创作的重要主旨,"社会福音"是其提出的重要模式之一,呼吁将"社会服务"精神植入中国青年一代思想中,引导知识分子走向基层,实现全中国渐进式振兴。她的"社会福音"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神学框架,并在小说创作主旨中体现了这一世俗化的过程。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成长道路的分析——以湘、川籍群体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党史人物群体,其中湘、川籍两大群体较具代表性。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大群体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去了解这两大群体的共性与个性,并探求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对一个群体成长的影响力。

“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形象在国民信仰中的影响与误读

鲁迅逝世之后,即被谓之以"民族魂"称号,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家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内进一步扩大,"革命"的能指与所指界限日渐模糊,被统统纳入到人民内部斗争、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文章通过20世纪50年代教材的选编案例、60年代兴修新墓事件、《鲁迅传》创作以及70年代《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轶文的发现,分析和揭示主流意识形态对鲁迅信仰的规定和解读,社会各界对鲁迅信仰的共识和接受。一方面,梳理出鲁迅成为国民信仰的心理机制与历史策略;另一方面,发掘出鲁迅成为国民信仰所承担的价值准绳与精神导向。在种种合力的辨识中,指出鲁迅形象构建的本质和对国民信仰造成的影响。

蔡元培的多重角色及其思想结构

身处急遽变化的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蔡元培一身兼具多重社会角色,他不仅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而且是现代知识分子和杰出的学者。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扮演的是民主革命家、现代教育家的角色;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以启蒙思想家、美学美育家著称于世。如何理解这些众多的社会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准确地把握蔡元培的思想结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概括而言,思想家与革命家、美学家与教育家是蔡元培先生的一体两面,前者是知,后者是行。推动、支撑蔡元培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是他的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道德理念。而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美的情感,则是到达人道主义新道德的有效路径,于是研究美学、推行美育就融为他启蒙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对政府的期望失落与拒俄运动

清末以抗外为趋向的爱国风潮,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次转向反政府,拒俄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拒俄运动中特别是初期,民众对政府充满期望;与此同时,民间舆论中亦存在另类的异动;随着清廷对俄外交的节节败退,到了1903年拒俄运动第二次高潮之时,民众对政府的态度由倚赖转而为批评;需要强调的是,1903年及之后的拒俄运动中出现了有组织排外的强音。总之,拒俄运动的民众中存在着由倚赖政府向反政府方向的转化,并日趋组织化,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浅析诗人雪莱的革命理想——对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思想内涵的分析(英文)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英国著名的浪漫诗人雪莱作品中的人物,起源于希腊神话故事。在这首诗中,普罗米修斯被充分描述成为一个勇敢的、具有高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英雄,而不是一个被拷打的反叛者的传统形象。相反,宙斯作为一个强横专制统治者,既残暴,又没有同情心。雪莱用这二个形象代表了当时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逐渐清醒过来的人民大众和残暴的封建统治者。充分表达了雪莱对一个理想的、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的渴望。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体设计反思

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持续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在形式上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这一时期,为了维护这种民主共和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当时中国政体的设计可谓煞费苦心。但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都因设计上的不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

试析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社会主义大论战

20世纪初,分别以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就中国要不要、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到底以何种方式来挽救中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从严格意义说,这次论战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关于要改良还是要革命的论争,其中社会主义论争只是为了佐证各自的政治立场服务的,而且论战双方对社会主义究竟为何物,都存在着明显的认知上的不足。但通过这次论战,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