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译小说《迦茵小传》中的创造性叛逆

对照哈葛德长篇小说Joan Haste(《简·海斯特》)的原文,会发现林译小说《迦茵小传》中存在大量因文化差异、美饰原文等原因产生的误译,因删繁就简而造成的漏译,因加入注释、评述、创作而出现的增译,为营造古典意境而形成的个性化翻译等现象。通过这种"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策略,林纾完成了对原作的"本土化"改造,使之既基本上合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又传输了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等进步思想。其文本中这种文化的中西合璧、古今通融,保证了它在近现代中国的"普适性",这是其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

《所罗门王的宝藏》:殖民掠夺的合法性问题

《所罗门王的宝藏》是19世纪后期英国历险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小说的故事结构、人物刻画、对宝藏归属权的描写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念都体现了殖民文学的典型特征,而并非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毫无偏见。小说实际上为殖民掠夺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

论杨、包译《迦因小传》的创造性叛逆及其相关问题

英国作家哈葛德的爱情小说《迦因小传》在19世纪末年被介绍到中国后,首先经由杨紫麟、包天笑翻译,后由林纾翻译并产生很大影响。杨、包译本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其自有研究的价值。杨紫麟、包天笑由于没有购得小说前半部,仅仅翻译了下半部,而非如先前许多学者所言,为了省略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而仅译了上半部。不过在其译出的下半部小说中,译者为了维护女主人公的道德纯洁性而苦心经营,进行了许多删改,以至于与之后林纾的译本呈现完全迥异的面貌。研究这个译本,有利于我们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西方文化时进行的艰难抉择与曲折的心路历程。

译介、出版和接受:哈葛德小说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

英国小说作家亨利·莱特·哈葛德的小说在中国的接受是一个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案例。译者、出版商和读者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三个因素。林纾作为译者,一方面在文化层面的冲突中为哈葛德的小说精神正名,另一方面在语言翻译层面进行了本土化的归化翻译,为其作品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商务印书馆作为"赞助人"选择了最出色的译者合作,全面立体地为之进行营销宣传,为传播开辟了道路。在当时读者"期待视野"的转变过程中,受众对哈葛德的作品的广泛接受和评论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地位,促进了它的成功传播。

颠覆与杂糅:哈格德笔下的母权空间

19世纪的历险小说家哈格德在《她》与《艾莎归来》中塑造了一个母权空间。他在这里颠覆了男权中心,由此嘲笑了西方中心论和理性主义,而这三点几乎构成了当时西方主流文化的一切。这最主要是受到当时神秘主义思潮兴盛的巨大影响,这也是该系列小说被当时读者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生产的杂糅性:从宏观意义上说,哈格德小说中母权空间的出现本身就是西方文化杂糅的一种体现;从微观意义上说,这个空间本身的文化也是杂糅的,哈格德对空间象征物艾莎的矛盾描绘就是例证。

通俗如何经典？--中国近代读者视域中的外国作家

从1896年到1916年,中国文坛被译介数量最多的四位作家都是西方的通俗作家: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与大仲马。从小说类型上看,这四位作家基本代表了侦探、冒险、科学小说与历史传奇。科幻与侦探小说为近代中国读者提供了现代知识与文体补充;冒险与神怪小说中也蕴含着思想参照的资源;而言情与历史小说多作为消遣。中国近代读者正是通过以上四位通俗作家,建立了最初的世界文学观,构筑(或者也是限制)了他们的世界意识与新文学建设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