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文献关于琴作为礼器在周礼中的使用

在周礼中,琴同其他乐器一样,不仅被用于演奏音乐,在演奏以外也常作为礼器被使用。就今存先秦两汉文献所见,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天子、诸(公)侯、大夫、士配有的礼器体系,根据“以多为贵”的减等方法区分其尊卑级差。其二,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可表示尊卑级差的礼器体系时,通过在具体演奏中琴与其他乐器的配合使用来表示礼节场合是否减等。其三,琴作为礼器,其是否摆设表示配有者是否有忧乐。其四,琴与其他乐器一样,作为明器用于丧葬之礼,先陈后藏,且只有其形而实际上无法使用。其五,琴可作为除丧礼器,即守丧期满后守丧者应该弹素琴以示除丧。这五个方面又反映出两点:其一,琴作为礼器的功能主要基于它的乐器本质,但不依赖于其作为乐器的演奏功能。其二,琴作为礼器,与瑟一起,是地位最低的士仅拥有的乐器,而这后一点奠定了汉代以后琴融入士人人格文化,形成士人雅琴传统的基础。

商周礼容考论

商周时代的礼容可以单称容,也可以称作颂或威仪,《诗经》等传世文献多有记载。由于礼容较为繁盛,商周时代形成了掌管礼容的世官世家,青铜器铭中的木羊册册、木工册册、木见齿册等就是这些家族的族徽。《洪范》九畴的第二畴"五事",是殷商时代的礼容,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八政、皇极等组合为九个范畴,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孔子将商周礼乐统称为"文",表明以礼容为重要元素的礼乐,其实质在商周两代基本相同。

宋代周礼学文献述论

宋代的《周礼》学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内容更加丰富,大致可分为传说、分篇、专著、图谱四类;宋代《周礼》学文献在训诂上喜与郑、贾立异,并多以义理解经;宋代《周礼》学文献具有珍贵的经学、史学、文献学价值。

《周礼》“冢宰”与金文所见西周王家之宰

《周礼》设计的西周行政组织中有冢宰统摄六官制度，以负责王室事务的家务总管冢宰作为王朝政务官的首脑。这被学者解读为《周礼》乃后世对西周王朝政制做理想化建构的力证之一。传世和20世纪发现的日益丰富的彝铭表明，宰官乃周王家宰，掌管王室经济财用为其常职；在西周王朝家国不分的政制下，作为王室事务官之长的宰官又兼具公卿级的王朝政务大臣的角色，这应是《周礼》制度设计的历史依据，也是战国以降宰相名号溯源于“冢宰”的根由所在。

周礼文化与原始儒学

自汉以来,关于《周礼》聚讼纷纭,迄无定论。现代相关学术研究证明,《周礼》一书虽不无后人损益,但其宏纲大旨,大抵为周代典制,是研究周代历史文化的无可替代的传世文本。周礼文化是继夏、商文化而后以礼义、宗法、人本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文化,是儒和儒术的直接源头。降至春秋,孔子传承并改造了周礼文化,创立了原始儒学,经孔门弟子的播扬,遂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学术文化的主脉。

《周礼》中财用物文书制度阐微

财用物文书是《周礼》所言记载国家财用物出入情况的"要会",是周王室了解国廪、国库积储的主要依据。为此,周代建立了财用物文书制度:首先规定对出入的财用物要进行辨物、定贾、书眀、玺封和登记,目的是以制度的形式把住财用物的出入关;其次确立财用物文书上报制,要求官府每旬终、月终、年终、三年之时计报财用物账目,经考校对"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目的是以赏罚制约束官府和官吏,以保障财用物文书的真实准确和国家廪库的充盈;另外限定了收受财用物文书的官府和收受的方式。此制度的制定对周代统治邦国、治理官府、节财用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试析《周礼》中的“六廉”思想及其后世影响

《周礼·小宰》首定廉吏的标准为“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廉”今可释为心廉、能廉、风廉、行廉、法廉、辞廉,是对廉吏的全面要求。“六廉”思想是周人早期廉政思想的浓缩概括,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周人以它为思想灵魂制定了育廉教育体系——周礼,秦人以它为目标制定了监廉的社会机制——秦制。“六廉”思想引发了百家争鸣,奠定了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理论。“六廉”思想在两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中,仍然有着重大影响:推进廉政思想持续发展,廉政法律逐渐完备,监督机制更加健全,铨选制度日益合理,考核制度不断加强。“六廉”思想还为古代史学提供了主旨,受它启发而形成的官箴维护着官德官风,同样受它启发而出现的乡约、家训净化着民俗民风。

东周时期的道德虚伪与周礼的名实分离

东周时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道德虚伪的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德虚伪主要表现为人们关于传统道德,如仁义、孝道、诚信的外在表现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反差。该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它是周礼名实分离影响下传统道德衰落的必然结果。

《周礼》天子庙享卜日礼仪考

《周礼》中庙享"前期十日……卜日"的仪制,与西周金文及《仪礼》等文献中的记载吻合,关于主持卜日的职官,则《大宰职》和《大宗伯职》二经所述重复龃龉。从《周礼》中可以钩稽出取龟、选龟、衅龟、攻龟、开龟五项整治卜龟的工序以及陈龟、贞龟、定龟、视高、命龟、作龟、占龟、系币八项天子庙享卜日的礼事,其中取龟、选龟、衅龟、攻龟、开龟、命龟、作龟、占龟、系币九项均能从地下出土实物和出土文献中找到可靠的依据;陈龟、贞龟、定龟、视高四项可以在《仪礼》、《礼记》等载籍中得到佐证;衅龟、开龟、占龟诸项与殷礼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周礼则彼此契合。这不仅证实了《周礼》中有关龟卜事宜的具体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且还说明了龟卜礼仪当属周礼内容。

文本的音乐——试论《周礼》“六乐”的奇特音律与礼制等级

"六乐"见载于《周礼·春官·大司乐》,是一种礼乐协配的祭祀制度。"六乐"对东汉以降的祭祀雅乐影响深远,但《周礼》所记载的"六乐"音律无法以通行的十二律解释,也使得历代的议礼官员议论不绝。本文通过对《周礼》"六乐"音律的整理与《周礼》十二律的还原,指出《周礼》所记载的十二律与通行的十二律顺序不同。《周礼》"六乐"所规定的音律并非对现实音乐的如实记录,而是《周礼》作者基于个人礼乐理想,所特意谱写的一种"文本的音乐"。在看似毫无逻辑与条理的音律规定背后,蕴含着《周礼》作者对"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建构与渴望。

朱子“克己”代“敬”工夫与新时代崇高师德之进阶理路

崇高师德是师德的最高追求,是教师“行为世范”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对师德的期待。崇高师德的修养过程是圣学求仁的过程。朱子晚年极力推崇的“克己复礼”工夫为崇高师德修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通过“克己”,去尽私欲,从而实现对崇高师德的理想追求。“克己”工夫从四个方面为崇高师德修养勾勒了轮廓:合理安顿利益于义理之中;惩忿治怒,改过迁善,涵养浩然正气;正师礼、弘师道;内外交相养,涵泳从容。

“克己复礼”的千年聚讼与当代价值

"克己复礼"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之一。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一命题,可谓聚讼纷纭。从汉至清,争论的重点是"克己"的真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争论的核心是"复礼"的真义。本文认为,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正确理解的关键是对"复礼"二字的阐释。"复"既有"恢复"、"返回"之意,也有"实践"、"履行"的内涵。周礼是融礼之内在精神——敬、诚、忠、信、义与礼之外在规范——礼节仪式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内核"。孔子是周礼之内在精神的捍卫者,反对那种丢弃了"礼"的精神而徒有形式的礼节仪式。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通过自觉约束个人言行举止,回复周礼所倡导的礼之内在精神和道德情感,最终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理性的仁爱,使社会走向有序与和谐。通过与时俱进的发展,"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仍能为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建设和人类全球伦理的建立提供有益借鉴。

“礼坏乐崩”考论

"礼坏乐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是东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指的是西周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崩坏。春秋早中期,由于礼乐行之日久,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大国称霸表现出浓厚的"尊尊"色彩,五礼制度的施行在损益中例行不辍,人们论礼非常频繁且多有精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面目全非,表现为"礼""义"的分离、五礼制度的崩溃以及乐制的坏乱。之所以会"崩坏",首先是因为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其次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还有周王室本身军事实力的衰减,再加上贵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加剧以及礼制本身的形式化与繁琐化,这些因素的层叠造成了东周的"礼坏乐崩"。

殷周“冢宰”辅相说与宰官源流考

先秦典籍屡见“冢宰”类于后世宰相为君主最高辅相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中虽有力主冢宰辅相说可信者，然终以否定论为主流。究其实际，宰本是上古贵族家内职役，多与饮食有关，殷商时已成为职官，至周代演变为各级贵族的家务总管，掌财用为其常职，进而发展为君主的最高辅相。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出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或太宰在殷周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伊尹、周公以宰职摄政之故典和上古封建政体所决定的周代家国同构的王朝政权组织应是宰职演变为君主最高辅相的根因，亦是中国古代将宰相名号制度溯源至“冢宰”的缘由所在。

《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

清代一些学者基于鸿雁难以猎获等考虑,认为《仪礼.士昏礼》所记礼物“雁”是指家鹅。这种解释不符合礼书原义和周代礼俗。《仪礼》有“雁”和“舒雁”(鹅)对称之例;汉初婚礼使用鸿雁系上承周礼;周人具备短期饲养鸿雁的能力,下层贵族又多在秋末春初举行婚礼,取用鸿雁并不困难。这三方面事实足以证明《士昏礼》之“雁”本是特指鸿雁。婚礼用雁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礼俗,“纳采用雁”的原始意义是把鸿雁这种猎物作为求婚者精于射技,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能力的一种象征,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鸿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用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战国礼书所载用贽等级带有设计成分,依据此种等级得出的“士级婚礼用雁属于临时使用大夫礼仪”的观点不足凭信,婚礼用雁应是周代各级贵族共用的通礼。

周初冠礼仪式乐歌及仪式诵辞考论——以《周颂》四诗与《周书·无逸》为中心

周初礼制之全貌今虽不传,然而一些礼仪却见于《诗》、《书》之中,天子的冠礼即是一例。《周颂》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四诗为周成王冠礼仪式乐歌,而《尚书.无逸》则是周公姬旦在此仪式中告诫成王的仪式诵辞。

春秋贵族“出奔”所见之周人国家观念

在春秋贵族出奔这一事物中,周礼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贵族出奔中的周礼正是周代国家结构、国家形态的反映。这其中隐含周人的国家观念。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并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西周宗法分封所建立起来的与天下相对应的宗盟政权的二级政府。而宗盟政权则是周初周人在宗教观念、政权建设、文化建设上革故鼎新,进行一体化创新的结果。周人并无狭隘的国家观念。

论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象征性

我国的礼乐文化发展到周代,达到了鼎盛。周续殷礼,祭祀在礼乐文化中有重要地位。祭祀活动不断发展,逐渐程式化、秩序化,成为一种象征。周代的礼乐文化具有象征性。这在周代的乐舞艺术和青铜艺术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