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读《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

时空意识是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本符号,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要从时空观念入手;而一个民族的时空观念往往与其民族的图案或各种仪式展演有关。《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正是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时空意识入手,通过自己的“看”与“听”精心绘制了各民族共同筑就的“七彩云南”的空间之美。

论春秋霸政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春秋时期,王权衰落,霸业迭兴。而自齐桓公首次称霸开始,春秋诸霸不仅着力于邦国内政改革、对外战争、会盟称雄等政治硬实力的强化,也极为重视包括天命、礼制、血统、伦理等因素的政治合法性构建。春秋诸霸在继承西周天命观基础上接受周王室的“天命未改”,也通过宣扬本族群乃受天命而为其霸业找寻信仰理据;春秋霸制源于西周时期的方伯制度,其循“尊王”原则,以周礼为法理依据建构政治合法性;春秋霸主利用重申血统增强族群认同,并在德性政治和个人魅力的塑造中宣扬其霸业的伦理性。作为国家“柔性治理”的部分,春秋霸政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不仅维护了王权衰微背景下诸夏共同体的相对稳定,也为战国诸子付诸政治实践、升华多元政治学说提供了经验。

先秦时间观念的多元化审美特质:以“三礼”为中心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时间审美观念的奠基期。然而,学界或从中西对比层面,或从阐释学和现象学维度,或从先秦单本原典以及“三礼”具体篇目入手,又或专注于时间审美与人类礼俗、艺术创作、儒释道文化的关系等进行研究。整体观之,直接涉及“三礼”具体内容以及先秦基于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奠基作用的研究尚显不足。综合文献分析、归纳演绎和跨学科研究等方法,通过梳理和探析“三礼”时间观念审美特性的内涵及其成因,可发掘出“三礼”是以早期巫祭意识、农耕文明形塑出的自然经验以及《周易》、老子等对时间的哲学建构为基础,从而形成了融合自然神性之美、循环往复之美、生生之德美为一体的时间观念审美特性,这亦可证实先秦时间观念的多元化审美特质。不同于以往研究,以“三礼”为中心来切入先秦时间观念的审美特质,不仅对整体理解和具象把握先秦时间观念的审美特质起到重要的参照作用,还可使得时间观念在先秦美学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更进一步,亦可由此窥见“三礼”乃至先秦时间观念的多元化审美特质不只是建基于伦理纲常和等级位序等道德观念之上,其更深层地是源发于对自然时间秩序观念的审美观照。

隐藏的维度:传统体育文化仪式观传播研究

文化的传播远远超出单纯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对于芝加哥传播学派的罗杰斯来说,传播是传递创造和维持社会。“作为文化的传播”是超出传播学一般认知的更深层面的传播解读。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之一,如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当中让世人所了解与惊叹。这不仅是单纯事实与现象的信息交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是依靠着另一个隐藏的传播维度而进行延续,而这一隐藏的维度便是文化的仪式传播。文章主要根据芝加哥学派“作为文化的传播”理论以及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形式、过程与结果作出研究,打破传统传播的思维认知,探究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人文价值与文化意义,从而更透彻地明晰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真谛所在。

从文化礼制视角解读传统云肩服饰艺术

传统云肩作为我国汉民族女性重要的礼服配饰,既蕴含着我国古代服饰制度的礼制之美,彰显了女性华丽典雅纤细之美,也是封建时代女性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我国传统云肩造型多样、装饰复杂、刺绣精美、色彩绚丽,它既在艺术形态上充满浓情重彩,又在文化内蕴上极富寄情寓意,中国传统云肩服饰传递出中国民众求吉纳祥的心理期盼。

仪式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实践研究--基于湘西苗族鼓文化节的考察

“仪式”是一种文化的共享过程,政府主导的庆典活动具有文化共享与社会维系的重要意义。湘西苗族鼓文化节是政府打造的规范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展演活动,通过设计与鼓舞相关的一系列符号展演体系、营造鼓舞文化互动情境、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意空间来完成鼓舞文化展演实践,进而构建一个新的“认同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文化符号的重塑推动了我国非遗的传承,在离散、碎片化的大众记忆中唤醒社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府与大众通过各类互动凝聚起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官方仪式化的展演在传承我国非遗的同时,使得参与者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了充分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兄弟观念、燕饮制度与《诗经》燕飨诗的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燕飨诗的礼乐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学界尚缺乏具体的研究。兄弟观念以及燕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展现出《诗经》燕飨诗所反映的礼乐文化精神。通过对《诗经》燕飨诗自身内涵及其中所描述的“兄弟”关系、反映的燕饮制度,以及《诗经》文本在先秦时期的经典化的研究,可以看出燕飨诗所蕴含的礼乐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于其所反映的兄弟观念以及燕饮制度之中,而其文本的经典化则是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保障机制。

礼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礼观念出现于西周时期。但是,西周初年草创周代礼制,礼制到西周中期逐渐系统化,在此过程中,礼观念一直没有形成。礼观念形成是在春秋霸政时代,形成原因主要是贵族社会内部发生结构变化,诸侯国之间由宗法关系转向诸夏共同体关系,这一变化导致古代宗教信仰崩溃,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兴起。

神圣言说——从汉语文学发生看“神话历史”

文章研究宗旨:从古汉语的早期文字使用中,寻觅来自口传文化和宗教神话观念的三组关键词——"告"(诰)字组与"各"(格)字组;"假"(嘏)字组。据此分析和还原神圣言语活动在古人生活和意识中的地位、作用,给在后代书写文明中被遮蔽和遗忘已久的"文学发生"问题,确认中国的"神话历史"之神圣叙事之由来,对《尚书》所代表的华夏"史书"文体之由来,打开一种知识社会学的重新理解之途径。

汉代式术与堪舆

汉代完成了华夏文明向汉文化的转变,其中易学思想对天道观思想的深入阐释引发了象数易学的高潮。而汉代的式术即是在象数易学思维支撑下的演绎推理思维模式,堪舆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

“宗教礼仪”与“模仿性表达”——兼论形成戏曲的双重因素及其对戏曲审美形态之影响

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单一路径演进的结果,而是宗教性因素和世俗性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模仿"从本质上讲,是现实主体对自己所身居世界的一种最直观的表达和阐释,是人类最为原始的表达方式;"模仿"的核心及其最基本的手段和方式是"装扮"和"表演",它与宗教行为活动层面的"仪式",在戏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时空观念,是"时间主导下的循环型的时空观念",在此文化土壤中孕生或受其文化精神影响的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宗教的时空观念亦多如此。这一时空观念对戏曲审美机制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戏曲艺术的未来走向,发挥着文化基因的作用。

中国儒家“仁、礼”思想与霍布斯的自然法观

"仁、礼"思想是中国儒学的主要思想,霍布斯在其自然法的理论成果中,多处透露出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仁礼"观点的相似性。通过对中国儒家"仁、礼"思想与霍布斯自然观之比较,认为霍布斯在语言表述和思想内容中,所表现出的"仁礼"思想较之中国儒家思想而更具有理性成分和进步因子。

论农村文化实践异化的社会文化后果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民俗、民风牵引的农村文化实践变迁与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乐器考名

"乐器"是中国宫廷祭祀使用的音乐器物的统称,与"礼器""兵器"并列,是象征权力的三类器物的概括名词。古代典籍之所以产生"八音""乐器"两个概括性名词,当然不是因为中原文化多么"发达",而是因为"礼乐"制度的"发达"产生了相应需求。两个名词,高屋建瓴,字达义明,贴切生动。这种了不起的概括,需要相应的文化制度催生。

礼制演变与十国时期的南方社会——以个体家庭意识为研究中心

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积极建立礼制。因为受南方社会中浓郁的个体家庭意识的影响,礼制建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个体家庭意识的明显痕迹。南方诸国推行礼制、强调宗法观念、限制个体家庭意识的政策也促进了礼制在南方社会中的普及发展。随着宋平南方诸国,南方社会中浓郁的个体家庭意识甚至开始反映在宋初礼制调整和礼制推行的某些方面。

儒家礼学核心精神的演进历程与现代转化

儒家礼学渊源于上古三代尤其是西周的宗法制度、礼乐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思想内涵丰富的义理系统,主要涉及礼的功能、本质、依据等各个层面。儒家礼学肯定礼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作用,认为礼的本质是亲亲、尊尊基础上的差异性,而关于礼的依据的内在性情、超越天道的论述则构成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儒家礼学在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遭遇困境,对其批判与维护的论争构成儒学现代转化的重要内容。考察儒家礼学思想内涵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探索儒学现代转化的现实路径。

透析《人人都爱雷蒙德》中美国中产群体文化身份的操演性

以美国情景喜剧《人人都爱雷蒙德》剧情及台词作为研究文本,深层剖析美国中产阶层群体文化身份与其群体文化习性及文化心理的操演互动过程。在该剧如婚礼、葬礼、节日等有关中产阶层生命重要节点意义的仪式操演中,雷蒙德及家庭成员的言语行为范式呈现流程化及诙谐幽默等特征;其消费行为透射出新老中产阶级群体相互冲突的消费观念;其日常文化审美活动亦显现出中产阶级群体内部的精英审美与大众审美共存的审美观念。剧中人物的一系列言语行为、消费行为、审美活动均呈现出仪式化、重复性、秩序化及符号化特征,传承和强化了中产群体有关家庭观念的集体意识,折射出美国中产阶级群体内部多元化的消费观及文化审美习性。此外,剧中人物为宠物安排的戏谑型葬礼仪式以隐喻、委婉语、拟人、戏仿等修辞言语范式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局限,彰显了美国中产阶级敬畏生命、爱护动物的群体生态主义情怀。

曼腊傣族的洁净仪式和社会秩序重建

洁净与污秽是社会文化系统中一组常见的矛盾。正如洁净与秩序、建构的关联一样,污秽往往与混乱、解构相联系。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通常根植于从污秽向洁净的不断转化中。曼腊傣族对于洁净与污秽的界定,以及从污秽到洁净的转化仪式,与南传佛教和民间信仰有紧密关联。通过宗教生活中一系列洁净仪式,曼腊傣族获得身心、个体及社会终极意义上的洁净状态,个体及社会在不断获得合法性身份的同时,社会秩序得到维持与重建。

归有光贞女论与清代女性传记中的礼之辨

归有光曾撰文指“女子未嫁而夫死,或殉或守”不如“礼”。清人或专门撰文,或于贞烈女性传记中,对归氏之论多有激烈批判,而对归氏所作张贞女事之文又多有引用,并将之作为同类女性传记文的楷模,但他们对归氏晚年观点的转变却视而不见。这种辩论经历了从清初单纯针对“礼仪”的争论,到清中以考据方法论证,再到围绕“礼意”对“中庸”等儒家核心理念的阐释,特别强调女性贞烈事件的风教效应。其辩论的初衷及依据,与“礼治”理想、“政治忠贞”、旌表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对归氏的批判或肯定,同时也是清人表达自身立场的话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