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多重边界地带的社会生态:以明清时期巴东县为中心

明清时期的巴东是一个由政区边界、文化区边界和民族区域边界等多重边界所构成的复杂社会,在政治、交通、土汉矛盾和文化辐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独特的社会生态。一方面,巴东地处四川与湖北两省边界,行政上隶属湖北,民间文化则深受巴蜀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巴东地处经制政区与土司辖区交界,社会环境夷夏相半,导致前里、后里在语言、风俗、经济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巴东县域的地理位置和多重边界属性,增加了地方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明清政府把治理成本转嫁给巴东本地,从而增加了巴东的社会压力,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衰败。

《容阳世述录》辑佚研究

《容阳世述录》是一部反映容美区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及学术研究价值。与各地乡土志均由地方官奉命组织纂修的成例不同,《容阳世述录》的编撰者是容美土司田舜年。该书已经亡佚,今从诸人书籍、族谱、县志及州志中辑得《容阳世述录》佚文54条。作为容美最全面的史志文献,《容阳世述录》及其佚文对研究容美地方史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搬演《桃花扇》看容美土司的共同体意识

康熙四十二年(1703),无锡文人顾彩受邀访问容美土司,他惊奇地发现:清廷禁演的戏曲《桃花扇》竟然在土司衙署内隐蔽演出。该事件既与容美土司热爱戏剧的传统有关,也与容美土司与主体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有关。其共同体意识蕴含了容美土司对内地经典艺术文化崇拜的表层意识、拥护大一统正统国家的深层意识、与明王朝创造辉煌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及对已灭亡的明王朝国家的怀恋。戏曲《桃花扇》的“明喻”与容美土司共同体意识的“隐喻”双向奔赴,转化为土司对国家、中华民族认同的集体仪式。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山川待人--武陵容美土司园墅营造及其意匠

明末清初,容美土司曾系统地建成衙署园墅和行署园墅,这些园墅被分散建设在地势险要、风景灵秀的山川、洞穴之中。其营建大多结合军事防御,构景常巧借自然,体现了容美土司的"山川待人"理景思想,以及对"隔世桃源"意境的追求。

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策略,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代的改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施存在着地域、民族间的差别。从鄂西、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改流的背景、目的及影响却大不相同。以史为鉴,鄂川两地改流的比较研究或可为我们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容美土司贡茶看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朝贡作为元明以来土司制度内容的一部分,在土司地区普遍实行,贡赐往来反映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互动。容美土司所居之地的自然环境适宜茶叶生长,历史上一直作为贡品进献中央。自明以来,容美土司积极朝贡,贡茶往来不绝。一方面使得中央朝廷确认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与管辖区域;另一方面贡茶行为也可视作中央王朝对于土司的一种间接的文化濡化手段,朝贡往来间使得土司认可中原士人的生活方式,奉行王朝规定的礼仪,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士人与山川——从《容美纪游》看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

《容美纪游》是一本创作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游记作品,记录了作者顾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往湖北西部、今土家族分布区的容美土司地旅行五个多月的经历。顾彩心中的容美,既是野蛮地,又是桃花源,同时还是一个仙居地。顾彩对容美土司的三重印象,正是他应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产物,寄托了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顾彩的容美之旅,反映出以顾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一种山川观念。此类山川观念,实际是中国儒家士人中久存的一个传统。在"士志于道"的追寻中,山川之地成为了对自身社会的一个超越,成为一个"求道"之地。在现今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历史或地方史研究中,《容美纪游》被视为唯一揭示清代改土归流之前鄂西地方政治、社会、地理历史面貌的史籍资料,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保护与展示规划研究——以鹤峰县容美土司遗址群为例

随着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分析和研究逐渐增多,区域层面下具有文化共性的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逐渐受到重视,"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概念也被提出。目前城乡历史文化聚落仍处于初步分析和研究阶段,具有遗址类型数量较多且分布较散、遗址文化的传承和展示欠缺等问题,城乡历史文化聚落在遗址保护和文化展示缺少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文章以鹤峰县容美土司遗址为例,通过分析遗址的现状分布特点和文化的挖掘和展示,提出整体保护、风貌保护的遗址形态保护规划理念和系统性、引导性的遗址文化展示利用的规划理念,从而完善城乡历史文化聚落保护与展示规划的相关研究。

明清容美土司田氏家族女性联姻研究

明清时期在湖广众多土司中,容美土司势力强大。容美田氏土司统治期间,采取让家族女性与辖境内的诸小土司以及辖境外的相邻土司联姻的方式,去完成控制辖境内的诸小土司,笼络辖境内外联姻土司和吞并辖境外联姻土司的目的,最终虽然巩固了田氏土司的统治,但同时也引来了祸患。

容受流寓文学:明清之际容美土司家族的文化场域功能——以文安之流寓容美为中心

明清易代之际,以文安之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流寓湖广容美地区,使得该区形成了一个以田氏土司家族为中心的特殊文学场域。相同的政治信念,同样的忠君之情,使得容美一域成为容纳明遗臣的净土。他们通过诗歌唱和,相互激勉,书写了对时局的忧虑以及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体现出高贵的人格与慷慨悲壮之气。田玄父子的《笠浦合集》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成为明遗臣的精神寄托,更是西南少数民族作家容受流寓文学的典范。容美土司家族文学的场域功能,实际上已由嘉万时期的慕外转变为对流寓文学的容受。

《桃花扇》西遊記——從《容美紀遊》看明清之際西南土司的認同政治與文化經營

本文探討明清之際西南地區土司如何長期經營文化與文學傳承,一方面親近主流的漢人儒家文化,一方面保有其本土特質。土司透過多樣的文學活動來"展演"文化,從而鬆動了漢與非漢的界線。論文的核心文本是清初文人顧彩所作的日記體遊記《容美紀遊》。

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的“地方化”及其诠释

明代源于汉地的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完成了"地方化"过程,在容美土司社会中取得主流信仰的地位。关公信仰这一极具包容性的族群符号既表达了容美土司的内部认同,也表达了"国家在场"和国家认同倾向,更独具匠心地表达了容美土司在王朝中的屏翰位置及容美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可见,在历史的中国,边缘地区族群的边界不纯粹是排他性的,而是极具弹力和包容性的。

武陵民族走廊土司宗族文化研究——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是中央王朝因地制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间接治理方式,它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与地方文化的结合。武陵民族走廊的土司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其殊异之处在于宗族文化与土司制间的紧密契合:土司、族长双重身份合二为一,宗族文化中隐含着国家权力,土司制中渗透有宗族文化,二者的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土司内部的宗族文化具有适应土司制度的特性,它对土司政权的稳定、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土司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维持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