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王陵四论

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殷墟王陵始建于洹北商城时期,是洹北商城始建之时都邑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考古发现仍说明殷墟王陵废弃于西周早期,这与周革殷命的政治策略有关。王陵东区大量祭祀坑的年代为殷墟早期,特别是武丁时期,大规模祭祀是“武丁中兴”重要的政治举措。以妇好为代表的诸多王族成员死后仍葬于宫殿宗庙区,反映出当时的族邑理念。

康熙朝《孝陵图样》解读(下)

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孝陵图样》,是一幅清初孝陵鼎建时的建筑工程图,长近11米,堪称巨制。因其典章制度的纪实性质,曾作为皇家档案匿影宫禁,世人长期无闻。2000年笔者幸获全图大帧彩照,2004年更喜瞻其真容,大量细节展现,多方面的重大价值得以认知。经审慎稽考,已确知该图成于康熙九年初。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谨综罗现知国内外相关文献,略以初识、发现、突破、疑义、真相、建置诸项为上篇,以规制、传承、影响、价值等项为下篇,概略归纳该图研讨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

武威南山是吐谷浑王族墓地所在,是吐谷浑灭国之后的"先茔"地。之所以选择凉州南山为其王族"先茔",是因为这里一直是吐谷浑人的"旧居之地",有较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民众基础。而这些吐谷浑王族墓均位于山梁上的选址特点、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等,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吐谷浑本民族的文化属性。

清代皇陵营建与王权的塑造——以东陵树木的种植和管理为中心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了取得汉族的认同,使新政权得以合法化,在皇陵的修建上,直接继承了中原汉族的传统,通过精心的陵园布局和规划,将礼制秩序充分地表达出来。以东陵为例,通过对树木种植和管理,将儒家的文化和传统习俗凝聚在皇陵的修建上,借助皇陵这一象征的昭示和表达,以给清王朝的存在披上合法的外衣。

文化景观视角下西汉帝陵遗址景观空间构成机制

基于对文化景观基本要素及其类型与特征的理解,不同于以往对文化遗产墓葬本体之研究,本文探寻西汉帝陵营建的自然环境基底、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景观特色,并综合西汉帝陵相关考古学、地理学、水文学、文化研究、历史学等研究成果,试分析西汉帝陵遗址之景观空间构成机制。

明代皇家陵园的植树造林

上古时代的墓葬"不封不树"。春秋时期,坟丘式墓葬开始出现,在坟墓周围进行植树的活动随之兴起。王朝时代,在皇家陵寝周围进行的植树造林活动更是与政治挂上了钩,承载多重政治和社会意义。文章试对明代皇家陵园植树活动的规划、种植、种类、养护管理进行研究,指出明代皇家陵园的植树造林活动除具有传统风水意义外,明十三陵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边疆防御上担负了重要角色。

梁质人小传

梁份是我国清初的著名学者,一生作品颇丰,尤其是在地理学方面有着独到的成就。他与同期的其他学者也有着深厚的交往。梁份在年少时期的坎坷经历,与师从的学术派系,对其处世态度和治学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名不踏足仕途的实践型学者,著就了《西陲今略》和《帝陵图说》两部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理学作品。

明皇陵石兽的象征意义

神道上的各种石兽经岁月的沉淀,不但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而且被人们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如麒麟象征仁义,狮子象征庄严,石羊象征羊跪乳恩等等。研究石兽的象征性,有助于了解民族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可以弘扬中华文化之精神。神道石兽不论是从艺术学角度还是民俗学角度都有其特殊的价值。

西汉时期“置园邑”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探讨了西汉时期“置园邑”的相关问题,着重从置园邑者的身份、园邑规模、园邑管理、园邑的罢废等几方面进行论述。除诸侯王外,置园邑者主要是皇亲外戚,以皇太后、皇后父母为主体;园邑规模“比诸侯王”,一般二百家至三百家;园邑分布在长安周边的归太常管理,在郡县的则由当地管理;园邑从西汉初年始至元帝时罢,起止年代与帝陵陵邑基本一致,是西汉皇族丧葬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置园邑是汉代推崇孝道的体现,也是彰显皇太后、皇后身世地位的一种方式。

奉祀帝陵的皇戚勋家:明朝孝陵卫指挥使世家萧氏——从出土墓志谈起

南京市两座墓葬出土的孝陵卫指挥使萧氏家族的两合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家族五代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萧敬季女洪武朝入选宫掖拜为美人,后陪葬孝陵的事迹,可补史阙。洪武朝天女户的特殊身份对萧氏家族政治权力的延续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永乐至正统年间,萧氏家族同步掌印奉祀明皇陵和明孝陵,是安徽凤阳中都城和南京孝陵的双重掌权者。而明弘治前,孝陵卫指挥使主要由萧氏和宁国大长公主驸马梅殷家族世袭。明代孝陵卫指挥使一职可多人同时担任,但仅一人掌印(见任官),其余皆为带俸官。

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研究

近年来，有学者重新关注殷墟王陵被盗毁的年代与原因问题。与早期的研究相比，取得了长足进展。受此启发，笔者重新研读王陵区发掘报告，并拜读各家观点，亦就殷墟王陵西周时期被盗毁的年代及其原因谈点认识。

土地利用/覆盖与景观格局变化对景观多功能性的影响——以北宋皇陵文化景观为例

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是导致景观功能及其服务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根本原因.研究景观格局变化对景观功能的影响,尤其是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能够为进一步揭示景观服务的动态变化提供科学依据.以巩义市的北宋皇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北宋皇陵文化景观的土地利用/覆盖和景观格局动态的变化研究,探讨了该类型景观的功能及其服务的可能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北宋皇陵文化景观的生产功能和文化功能及其相应的景观服务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和建筑用地大面积侵入到皇陵景观中而导致的.基于土地利用/覆盖和景观结构的变化对北宋皇陵景观的多功能性及其服务变化的研究,能够为今后进一步分析该研究区景观服务之间的权衡、景观服务的定量化评价奠定研究基础,也为缓解北宋皇陵区的人地关系矛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

鸠兹是见诸先秦文献的吴国最早的城。吴国地名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人对吴人语言的文字记录,只可音训而不可义解,鸠兹古音与句吴相同;吴国没有完善的职官体系和行政建制,吴国的城只有都而没有邑;鸠兹扼西伐荆楚、东控於越的中江水道之要冲,周边的汤家山西周墓为吴国王陵,附近的大工山铜矿为吴国的经济命脉。通过与古代都城基本要素的比较研究,鸠兹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吴国都城。

东汉“原陵监丞”封泥考略—兼谈汉代陵园职官

2010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代。"原陵"作为东汉的第一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官"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官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官的具体构成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郎;陵园除令、丞、郎外,还有校长;食官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减省,不设陵庙、寝园,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官有令、丞及校长,食官有食监、监丞。

松赞干布陵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探索

松赞干布陵是吐蕃王朝开国君主的陵墓,历史上对其陵墓的营建、内部构造与随葬品、地面建筑等有若干传说记载,近年来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也对这座举世闻名的藏王陵墓做了大量探索性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地面陵垣建筑的遗迹,证明吐蕃王朝的陵墓制度很可能受到唐代帝陵的影响,是唐代中原王朝礼制影响到周边民族的一个重要例证。

东汉时期的“追尊陵”

追尊陵是东汉陵墓制度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追尊后陵的存在,为了解东汉帝陵兆域的陵墓格局、探讨部分东汉帝陵的陵位问题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希望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大墓的建造次序与埋葬制度

西北冈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以北的武官村和侯家庄一带，是殷商王陵区的所在地。整个陵区东西长约450、南北宽约250米，以中部空白地带为界，可分为东、西两区。其中东区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墓1座（HPKM1400），

试论东周王城的城墙及王陵相关问题

东周王城郭城城墙的建造时代、郭城东墙与王陵区相关问题等在学界尚存争议。《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中空空导弹研究院高层住宅楼工地发掘的南北方向夯土墙,并非发掘者认为的是东周王城东城墙的一部分,东周王城的东墙应为体育场路东、014中心豫航公寓基建工地发现的南北向夯土墙。从东周王城郭城东墙的修建破坏了春秋王陵区,结合周王城天子驾六车马坑区域内发现的战国早期早段墓葬打破王墓XM153的现象,说明破坏王陵的情况不是孤例,进一步说明东周王城郭城的修建在战国时期。而东周王城东南部的春秋王陵区,是基本按照《周礼·春官·冢人》"以昭穆为左右"的墓次进行排列的。

江苏镇江大港吴国遗址群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

宜侯夨簋以及后来的诸多考古发现表明,镇江大港沿江地区为吴国遗存的重要分布区。孙家村遗址发掘后,考古人员对大港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勘探了谢家神墩、南神墩、东巨、断山墩、东庵前等遗址。大港吴国遗址群的年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聚落规划明确,布局有序,是吴国西周早期的中心性聚落群。西周以后,大港吴国遗址群虽然不是吴国的政治中心,却始终为王陵区、经济中心,在吴国的兴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北魏孝明帝定陵相关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北魏孝明帝定陵由于地处邙山东汉陵区附近,被误认为是东汉帝陵。随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其年代和性质得以确认。本文结合发掘情况,对孝明帝陵园以及北魏陵区等相关问题做了初步探讨。认为孝明帝陵园遗址内应存在三处门址,钻探发现的建筑基址多数应为灰坑。同时,认为孝明帝定陵所处位置亦属乾辅陵区的范围,而洛阳北魏陵区并不存在昭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