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成文法起源探讨--兼论王权与神权之冲突和妥协

梁启超将是否“成文”作为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区别,是对西方成文法概念的误读。依据成文法、习惯法的相关定义,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律效力的产生方式,由此战国时期的“铸刑书”“铸刑鼎”“造竹刑”等不能算作是成文法。盘庚在迁都过程中试图改变殷商早期所延续的习惯法,因而至少在盘庚时期便出现了成文法的萌芽。成文法的产生是王权不断扩大的结果,这一过程并不是取代习惯法的过程,习惯法依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王命旗牌制度

王命旗牌是一种权力的凭证,持有者有一定的便宜行事权。清代王命旗牌有固定的型制,由工部制作,钤盖印信,不但有严格的发放与管理制度,而且有相关的使用与核查制度。清初多授予带兵将领,以此为凭,可以在战区便宜处置,处死逃兵或叛将。随着普遍授予督抚王命旗牌,这种凭证被广泛地应用于地方政务,特别是在司法方面增加相关的条例,恭请王命正法成为特殊司法程序。在死刑审判中可以不通过中央层级的审核,先行将人犯正法,有请旨即行正法、一面请旨一面正法、请王命正法、先行正法、立毙于杖、就地正法之分。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王朝出台《就地正法章程》,王命旗牌应用更加广泛。由于死刑审判权的下放,不仅督抚掌握了生杀大权,就连地方官及团练、土豪劣绅都可以操人生死。

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王家骑士团与王权

与中世纪的教会骑士团不同,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王家骑士团以平信徒为基本成员,但它们也不是现代的荣誉军团骑士团那样纯粹的荣誉组织。类似于兄弟会的特性不仅给王家骑士团成员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也拉近了他们与国王之间的情感距离。王家骑士团能为其成员带来莫大的荣誉和有吸引力的物质奖励,并通过纳新过程中的宣誓和其他庆典仪式促进成员对国王的效忠,从而在国王与贵族精英之间、国王与杰出军官之间构建了一种恩庇关系,在事实上发挥了加强王权的作用。

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

战国以降,秦遭遇发展困局,寻求变制之计。借由秦孝公“尊官分土”的政治诚意,秦国顺利展开东方引智计划,援济国家建设。“客籍”与“主籍”两大势力集团推动秦国耕战事业不断取得进展,但秦国王权建设接连出现援济与掣制之轮转局面,秦国传统权力格局因之发生深刻变革。秦昭襄、庄襄两代秦王,属于“质子就国”,不得不依赖“客籍”势力巩固自身统治。“两籍”斗争由此加剧,遂引发秦国政坛盲目的排外风潮。秦王政即位后,采用“灭吕、抑王、扶蒙、联李”方针化解统治危机。其背后实则隐伏着王权建设意图摆脱“两籍”军政精英掣肘、走向集权这一深刻的历史线索。

论埃及古王国王室丧葬祭司管理与王权强化

王室丧葬祭司服务于王室葬祭庙,是古代埃及祭司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埃及古王国王室葬祭庙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的认识仍稍显不足,通过对葬祭庙的主要管理者王室丧葬祭司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出王室丧葬祭司群体的管理方式及其与王权强化的关系。例如在古王国时期,王室丧葬祭司通常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为葬祭庙服务,也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同时依赖两个机构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反抗中央的可能性较小,继而限制了兼具经济实力和宗教权威的祭司集团的出现,对于维护王权和国家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该时期王室丧葬祭司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古代埃及祭司群体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探求祭司群体对国家权力结构的影响。

黄色成为君权符号的文化动因

黄色原本是一种普通的物理色彩,经过历代思想家对其象征意义的层层累加,最终抽象为一个以人种肤色、地理环境为自然基础,以原始崇拜(土地崇拜、方位崇拜)为心理基础,吸收了尚中贵和、无为之道等哲学思想和王权圣化的政治思维所形成的政治文化符号。

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建安年间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 ,建立起霸府统治 ,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 ,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 ;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 ,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 ,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 ;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 ,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 ,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 ,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 ,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论儒学与专制有必然的联系——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的论文《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标榜"以理性而非情感的态度"探讨儒学与专制的关系,实则是壁垒森严的先入之见:割裂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儒学解说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超越性存在,以及关于"仁爱"和"平等"的教义。由于对批评的对象并不了解,他的批评成了悬鹄以射的仪式化表演。对传统文化或儒学,刘泽华先生及其团体也不是视为"糟粕"而简单地全盘否定,只是主张扣紧时代课题,在现实实践中实现传统价值的转化与开新,并且在开始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之前,先要下功夫做好基础性清理工作。他们不是执意与"弘扬"派为敌,只是强调思想者应当捍卫批判的立场,在风尚的熏染和利益的纠缠下保持应有的警觉,因为对传统的"弘扬"过度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遮蔽和消解。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从现存文献看,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公平”、“以道正己”等政治思想命题。这表明,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对这类思想现象应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王权困境:卢瑟福《法律与君王》的问题、思路和意义

卢瑟福的《法律与君王》以自卫理论为基础,激烈地攻击绝对王权观念和王位血缘继承制。该书出版后,在英国政治思想界,绝对王权观基本上失去了号召力。该书的全部立论其实乃是一种对圣经的独特解读。在卢瑟福和他对手之间的争论中,圣经是他们的共同引用文本。由于卢瑟福对圣经的解读具有深刻的生存力量,所以能够在英国思想界引起共鸣。深入理解卢瑟福的圣经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追踪思想史的发展动力。

《唐虞之道》与王权转移的多重因素

最高政治权力如何转移,在古代传统文明的不同地域大多以世袭制为其基本方式。古代中国王权的转移也是采取这种制度,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所谓的"禅让制",这种说法不仅见之于传世的战国子学文献中,又见之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根据这一文献,并结合传世文献,称之为"禅让"的远古王权转移方式,同时还伴随着诸如咨询和推举、机会、退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由此来看,"禅而不传"显然是简化和理想化的说法。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汉武帝时代的皇权与酷吏

汉武帝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了酷吏盛行的社会条件。强化、巩固皇权需要酷吏,皇帝欣赏、重用酷吏。酷吏参与律令的编次论定,为维护皇权提供法律依据。酷吏搏击宗室贵族、豪强兼并之家,镇压吏民反抗,铲除强化、维护皇权统治的障碍。酷吏是皇帝得心应手的鹰犬,皇帝是酷吏至高无上的靠山,当酷吏违背皇帝的旨意,人生也就走到了终点。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明代兵部考论

明代兵部是明代中央的政务执行机关,它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日常军事管理的有序运行,是在继承隋唐、宋元旧制的基础上,根据明代的具体情况而设立的。它的机构建制空前完备,职掌全面而繁剧,并实现了兵部对武官系统的统驭。明代兵部的权力大而不专,是明代君主专制的保证,但兵部权力"大而不专"虽然规避了君权旁落,但导致兵部对地方军事领导无力,与此同时,它受到皇权、阁权、宦权、科道权等各方面权力体系的制约,各权力体系之间在皇权的支持下虽时有协调,保证了兵部职能的运行,然而也不免处处掣肘,对它的运行效能产生消极影响。

明代皇室冠礼述评

冠礼至周代形成定制,此后长期被沿用。明人颇重冠礼,皇室尤甚。明代的皇室冠礼有皇帝、皇太子、皇子和亲王等冠礼形式,它们各有等级森严的制度。明代皇室冠礼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它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这种政治权力伴随着冠礼的举行而产生,在皇权运行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室冠礼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道德主体到法政主体——以程朱理学与永嘉事功学之间的交汇与转换为线索

从程朱理学的道德主体到永嘉事功学派的法政主体的转换过程,形成了治心经世学风。明清交替之际,朱舜水东渡传播治心经世之学,荻生徂徕、五井兰洲的政治思想绍继了舜水精神,完成了东亚政治思想史的近代转型。而黄宗羲则开创了清代浙东学派,经过邵廷采、章学诚的发扬光大,最后形成了晚清变法思潮。马一浮则发扬了宋恕的变法思想,融合舜水精神与浙东学术,从文明本位的立场,树立了东亚政治思想的新典范。程朱理学与永嘉事功学之间的交汇与转化,揭示了东亚政治思想史近代转型的思想过程,蕴涵了从东亚整体回应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启示。

中国电视剧历史叙事中的权力与性别——以宫斗剧为例

宫斗剧由中国古代宫廷历史正剧发展而来,在其十几年的发展中不断遭受各种争议和批评,但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宫斗剧在女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了宫廷历史正剧的权谋文化内容,但其历史叙事中的"艺术失真"及对权谋文化反思的缺位都使其难以产生质量上乘的艺术精品。从性别视点看,无论权力游戏还是情爱叙事,宫斗剧都完成了由男性主体到女性主体的"性别翻转",但其所传达的现代女性意识和观念极为有限,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源于大众消费文化的需要。在未来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叙事中,能否通过叙事和镜语建立一套基于现代思想观念的新认同机制将是决定中国历史剧艺术质量的首要因素。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一强标准”的空军威慑战略

1923年英国政府确定了皇家空军的"一强标准"战略原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的战略假想敌由法国转向德国,其空军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从"A计划"到"M计划"的变化过程。然而,英国过分追求与德国轰炸机数量对等,实际上未能起到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预期威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