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贡献

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不仅能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唐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而且对中、日文化的友好邦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唐人对外来游方僧的态度及其原因——以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在唐代,世俗王权对佛教采取了利用与限制并举的政策,佛教信仰已然深入民间,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唐代社会对于外来游方僧的态度是礼敬有加的。然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我们呈现出了历史多样化的一面。开成会昌年间,圆仁等外来游方僧到大唐求法巡礼,所经之处,由于蝗灾严重,语言不通,寺院发展不平衡,由于村民地方感意识强烈及部分民众内心的悭吝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官员、寺院和普通民家对于这些外来僧的态度不尽相同,圆仁等僧人甚至遇到过投宿无门、乞斋无术的窘境。

试论日本圆仁对中国唐代历史详尽描写的重要意义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有非常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而日本的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唐代有关历史作了颇为生动和详尽的描写 ,它对研究唐代文化和中、日文化显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异域”何以“同天”:《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见之中日交流机制

圆仁所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呈现出作为佛教徒与作为日本人的两个认同维度。本文以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述的在唐游历与交往过程为中心,从两种认同维度出发,分析作为中日交流直接参与者的圆仁所呈现出的信仰世界与当时的社会情态,从而体会以宗教为媒介的中日交流机制之运行与影响。

“在田野者为村”——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

"村"作为一种自然聚落名称,出现较早。但具有制度意义的"村"概念则出现于唐朝初年。唐朝赋予"村"以律令性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意味着"村"概念完成了从民间性、地域性向制度性、全国性的转变。本文依据日本求益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唐朝的这一制度的实施程度做了个案分析,研究表明,在山东地区,所有郊野聚落均以"村"为名。"庄"则不具备"村"性质,唐朝的"村"制度实施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