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的庄学思想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在魏晋之际开启了读庄的风潮,这既是那个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所致,更是东汉以降学术思想大势之所趋。但阮籍的庄学思想并未超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而且理解上还混杂着汉代气化论的思维方式。他以“万物一体”为中心命题,把宇宙理解成一个混沌整体,认为人生应该齐生死是非乃至万物。阮籍对庄学的贡献主要在对庄子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形成“放达”的社会风潮。

道教审美意识浅论

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阮籍、陶渊明、李白以及李商隐等古代著名文学家及其作品的道教审美意识分析 ,得出了道教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初步结论 ,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

阮籍至东平考

阮籍之所以要到东平,司马昭之所以一听阮籍要去东平就大悦,去后之所以仅十余日就还,就在于阮籍通过到东平和《东平赋》向司马昭明确了立场和态度,并表示要对其有所作为。

一朝综文 千年凝锦——阮籍《咏怀》忧思录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是一很系统、很有序的组诗,归旨无它,只在“忧思”二字。“忧、思”二字在组诗里反映的情感程度是渐变的,即“忧”的情怀由第一首起的浓烈、沉郁开始,在逐渐地减淡,渐薄;而“思”的追问则在起初的无序、慌乱转为浓厚的玄思与有目的追寻。拙文将在阮氏的忧思历程里对其诗歌创作与哲学思考作一番剖析。

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

阮籍五言《咏怀诗》张力的语义学分析

《咏怀诗》的研究者和诠释者,多把其充满张力,难以索解的特点归结于当时的社会原因。而笔者通过文本的阅读和分析,逐渐认识到,是阮籍那种音逸调远的文学语言,使《咏怀诗》获得了空前的张力。本文主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词语的联想意义使其获得了“意在言外”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咏怀诗》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文学和后正始文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文学,但它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文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从“先王之乐”到“寂寞无听”——浅谈阮籍音乐美学思想的转变

魏晋之际混乱血腥的政治环境造成"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随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以"高平陵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事件粉碎了阮籍来自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入世理想,并极大地影响到他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由"儒家"转变为"道家"。

论阮藉《咏怀》诗的创作

阮藉《咏怀》,叙写的是生命的感思,具有强烈的思性色彩。阮籍《咏怀》诗的创作,表现出随意性、无目的性,发展了诗歌比兴的创作方法,而诗歌创作的这种变化,又与玄学思潮密切相关。

浅论《红楼梦》与魏晋风度在个性自由追求方面的延异关系

魏晋风度历来为人津津乐道,它的精神内涵一直为中国文人所钦羡;而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恐怕再也没有比《红楼梦》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了,探究二者深层的内在关联因之显得特别有意义,而在这之前,或为零碎的片断,或作粗略的分析,还没有系统地将二者放到一起加以详细论述的文章,以贾宝玉为例,探讨《红楼梦》与魏晋文人精神风貌在追求个性自由这一特性上的的传承关系。

生命焦虑与诗性重构——读解阮籍诗文中的时间之思

在阮籍的诗作中,对时间的体验和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内容。其对生命的迁逝感并不是源自一般的行乐思想和功业意识,而是表现为对时间流逝本身的焦虑与恐惧。诗人试图以一种诗性的想象超越现实时间之网的缧绁,回到时间发生之前的原始混沌,重建理想的时间秩序,并藉此释解生命的焦虑与困惑。

杜甫论司马相如、阮籍及庾信

司马相如、阮籍和庾信是杜诗中论说最多的三位前代作家,杜甫歌咏他们并非是为了赞誉他们的作品,而是为了抒发自己身世穷通之感慨。换言之,杜甫借歌咏司马相如之"献赋"与"消渴疾"、阮籍之"途穷"以及"庾信宅"等故事抒发了自己仕途偃蹇、漂泊失所与生活困顿等现实情怀。

抒情娱忧与回环反复——浅谈阮籍诗对楚辞的传承

阮籍的人生道路、精神品格与屈宋相似,其诗歌的题材内容、文化意象和诸多艺术创作手法亦受到楚辞或隐或显的影响,表现最为显著者为抒情娱忧的创作精神和回环反复的抒情表达方式。

自由欲望的隐喻抒写——论阮籍《咏怀诗》中的“飞”意象

阮籍生活于魏晋易代的正始时期,所面临的生存焦虑主要表现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冲突。首先是黑暗惨厉的现实政治使他既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且没有自由言说的空间;其次于个性觉醒时代中的阮籍以自身遭遇尤为深切地体认到生命终极有限性的不自由。因而在现实中找不到自由生存之路的他不得不凭借文学之途实现自由欲望话语的转移,即在《咏怀诗》里反复营构"飞"的意象来获得对自由生存欲望的一种想象性满足。

逍遥游与师心使气——论阮籍、嵇康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与实践

阮籍、嵇康的哲学思想深受庄子影响,在"任自然"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方面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了这一思想,阮籍和嵇康作为庄子思想和后世文人之间的桥梁,对后世文人的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人好酒求自醉 阮籍爱酒醉世人

世人爱酒,不为满足口腹之欲,就是为了麻醉神经,或者调节情绪;文人爱酒,多为思想活跃,情感丰富,却神经脆弱而起,希望酒精作用于自己,让惯常的生活暂时变轨、变速、变节奏;达人阮籍,志大才高,遭逢乱世,进有不便,退又不甘,于是举杯醉世人,开创了大醉醉于形的先例。

《大人先生传》:阮籍矛盾、苦闷一生的写照

在写于其晚年的《大人先生传》一文中,阮籍描绘了"士君子"、"隐士"、"薪者"和"大人先生"等四种人格意象。对于这四种意象所代表的意义,历来有颇多的解释,比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这四种意象,很有可能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种观点。但笔者以为,作为其晚年的作品,阮籍在这里所做的,极有可能是对其一生的回顾、总结。"士君子"、"隐士"、"薪者"三者则是代表了阮籍一生不同阶段的精神状态,"大人先生"则是阮籍的精神归宿所在。而矛盾和苦闷之情,则充满着阮籍的一生,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魏晋南朝陈留阮氏家族著述考论

魏晋南朝时期,陈留阮氏家族人才辈出,著述丰富,涉及经史子集。经部有阮谌《三礼图》、阮籍《通易论》等,史部主要是阮孝绪《七录》《正史削繁》与《高隐传》,子部有阮籍《道德论》、阮侃《摄生论》等,集部最为突出,阮氏八人著有文集,《阮籍集》为其代表。阮氏尽管仕宦不够显达,但是在文化方面贡献巨大,突出表现在其史部与集部的著述。

论阮籍《咏怀》诗的悲剧意识

阮籍的《咏怀》诗含蓄而隐晦，但其间所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阮籍身处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因素及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他的人生悲剧意识带上了政治悲剧意识与生命悲剧意识的双重色彩，并且明显具有从屈原的政治悲剧意识转向苏武的生命悲剧意识的过渡性特征。

论阮籍的“叛逆”性格对曹雪芹及其笔下人物性格的影响

阮籍乃"魏晋风流"之代表人物,其个性狂傲、蔑视礼法、荒放不羁,在魏晋风云变幻的乱世之中傲然独立。此种性格特点,对曹雪芹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曹雪芹别号"梦阮",意为向往阮籍,这种向往之情也渗入到他的作品《红楼梦》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一批带有"阮籍式叛逆性格"的典型人物,笔者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分析,进一步体味了曹雪芹于中所寄寓的深沉情感与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