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数字化转型下城乡居民生计韧性动态演化研究

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城乡居民的生计韧性研究关系到民生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研究选取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从缓冲资本、自适应调节和学习技能三维度构建城乡居民生计韧性演化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中的二次加权对城乡居民生计韧性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选取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分析城乡居民生计韧性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生计韧性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全国各省份城乡居民生计韧性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缓冲资本对城乡居民生计水平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学习技能和自适应调节;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城乡居民生计韧性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不均,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研究进一步从政府与居民两个层面提出提升城乡居民生计韧性的建议。

城与乡的守望:乡村教师职住分离生活样态及其双面性影响

职住分离已成为当前我国乡村教师普遍性的工作生活样态。实地调查发现,乡村教师奔波于城乡之间,具有规模大、年轻化、任务重、通勤难等特征。职住分离对乡村教师的经济生活、职业发展、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影响并非单一向度,而是一体两面,具体表现为经济负担与补偿收益相倚、职业坚守与逃离并存、形成非正式群体但与外群体达成合作,职住分离对乡村教师的城乡社区认同具有不良影响。解决乡村教师职住分离问题,必须处理教师合理诉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关系,通过加强乡村教师住房和配套建设、完善“县管校聘”政策、加强乡土文化和知识教育等途径促进教师有序流动,提高其乡土认同感。

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城市居留意愿——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随机森林算法的经验证据

农民工市民化是支撑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而城市居留意愿则是左右市民化进程的核心。厘清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找到其中的核心因素,对科学制定我国人口和城镇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涵盖四维度的身份认同指数,然后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在主体、客体、主客体交互的统一分析框架下评估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基准分析发现:农民工主体与流入地客体交互后产生的身份认同感是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核心因素,解释力达36.7%;民族和婚姻等主体特征是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解释力分别为24.2%和20.3%;客体特征即流入地城市特征也对农民工居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解释力为18.8%。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客体特征即流入地城市特征上,其中东部和中部较为相似,西部和东北较为相似。基于研究结论,在关注农民工主体特征,优化流入地客体特征,进而改善主客体交互体验以提升身份认同感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服务业数字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2013—2022年中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服务业数字化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产业结构升级在服务业数字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以安徽省为例,基于回归模型和横向空间要素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测度分析。根据2019-2022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内容以及16个省辖市的区域面板数据,通过采用熵值赋权法进行构建分析,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短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距,因此各省市目前正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发展步调。第二,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步转型,产业结构化的升级调整将对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循环促进作用。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想更好地深度融合实体经济,需要结合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特性,寻找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

苏南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

在乡村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研究具有凸显的理论价值和现实诉求。文章构建了嵌入家庭结构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机制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多群组SEM,剖析苏南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苏南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折射了乡村社会的转型,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对旅游消费认同与旅游消费行为起着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其中,习惯性感知、不确定性感知、示范性感知影响效应较强,而预防性感知相对较弱,旅游消费认同对旅游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和乡村性程度影响旅游消费行为的结构路径,其中,收入和文化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而乡村性的影响相对较弱。运用经济、文化、心理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并将其融入传统文化情境和乡村转型现实,能更合理阐释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逻辑。

结构转型、科技创新与“改革红利悖论”——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的实证检验

利用1978～2012年数据，通过贝叶斯分位数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结构转型、科技创新能否缩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命题。结果表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都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结构转型，且科技创新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而结构转型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变缓。这主要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间科技差异过大有关。

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结构抑或建构--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检视了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30%的人尚无阶级认知,64%的居民具有农民阶级意识,45%的人具有阶级冲突意识,2.3%的人有阶级行动意识;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意识具有"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特征。研究显示较低层次的阶级意识主要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反映,高意识水平则主要是在某些实践经历中建构起来的,而阶层地位认同更多的是结构性特征反映。

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理论模型与计量检验

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二者成反方向变化。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它是国民收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初次分配的结果。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与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社会的进步等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12年粮食继续增产,实现历史上罕见的"九连增",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实现改革以来首次"九连快"。当前农业、农村面临的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问题;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制度问题;三是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转为市民的问题。

“村改居”社区文化及其困境探讨

"村改居"社区作为一个过渡性社区,其文化形态也具有自身特性,但在现实中总体上陷于困境。"村改居"社区内的居民大多是"被抛入"城市,"不得不"接受城市化,同时他们仍保留浓重乡土"文化习性",呈现文化"他者"的迷茫;无根的"精神乡愁"使社区内的基本文化取向或价值系统出现了扭曲;生活空间等发生重大转换,原有的真诚守望等传统文化资源逐渐流失,新的文化模式尚未完全形成,形成社区价值体系失落。一些居民不能及时"建构"新的关系形态,对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认同感淡薄。这些问题常常因城市化等生活物质水平的改善而被忽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对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

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是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重大转向。它结束了长期以来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于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需要、缺乏发展与现代化主体性的历史从而让农业和农村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历史一直是围绕着国家工业现代化的目标而展开的,这一历史既表现为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也表现为从解决"三农"问题到"三农"现代化,还表现为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等。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机制置于更为长时段的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以深化乡村振兴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深入思考当下乡村振兴行动中存在的思想观念和政策局限,从而更进一步提升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我国经验数据,研究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逆向调节"效应成为引致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居民收入、消费的内在关联性,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有利于抑制城乡消费差距;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型"政策使得城市过度挤占农村公共资源,不利于农村消费增长。因此,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就应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改变我国"城市偏向型"转移性支付制度,"校正"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

人力资本、社区认同与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基于江苏数据的实证研究

居民参与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障。本文将社区参与分为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志愿服务两个维度,基于对江苏省农村地区1363份问卷的统计分析,着重探讨人力资本和社区认同两个因素对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都较强;人力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作用因参与类型不同而略有差异,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具有共性。对此,可以动员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拥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个体,由他们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建设;通过加大舆论宣传、引进社工服务、搭建居民代表议事会平台等方式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进而促进他们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深度参与。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

根据目前农民市民化的进展状况 ,要积极排除农民市民化的思想障碍、政策障碍、体制障碍、信息障碍 ,让进城农民在就业、权利保障、福利待遇、子女上学以及其他方面与市民享有平等待遇。为此必须克服农民变市民的种种认识误区 ,从城乡统一的立场出发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

农村住宅室内热环境多目标优化设计——重庆农村自建房改造实践

提高广大农村建筑热舒适性是改善农民居住质量的重要内容。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格局,农村建筑量大面广,作为夏热冬冷气候区典型城市,冬夏两季热环境问题尤其突出。通过分析重庆农村气候特征及热环境现状,对当地农民自建房热环境进行多目标优化设计,因地制宜优化围护结构,采用阳光间、地道风、绿化隔热等适合农村特点的被动技术。优化后测试结果表明,冬季室内平均温度增加约2℃,夏季降低1.2℃,在取得良好运行效果的同时还带来明显环境效益,为重庆广大农村提供了热环境优化的工程示范。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对贵州省684名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在福利基本价值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表现得较为强烈,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农村居民对社会福利的预期功能的高度认同与其对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实践效果的低度评价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这表明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在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相对匮乏。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特征等不同层次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高度重视农村住房制度国家公共政策研究

中国农村住房制度具有"一供"、"三非"、"四保"、"五自"的基本特点。农民住房兼具生产生活功能,兼具居住和社会保障功能。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发展,农民建房和农村居民点调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应从国家公共政策角度构建中国农村住房基本制度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指引,保障农民在农村的居住权益,依法制度规范农村居民点(乡镇、村落)的空间调整,解决城乡建设用地合理调剂使用的主要范式,与时俱进地推动"十二五"农村住房制度改革。

乡村文化变迁视角下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导致大量农民向户籍地以外的地方流动,留守儿童问题随之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涉及到结构和制度等方面,更与乡村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基于乡村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看,村庄的凋敝、家庭的撕裂及个体的孤立对留守儿童产生了具化影响。从乡村文化变迁视角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可采取以下对策:重视乡村文化功能,重建乡村本土文化;加强留守妇女培训,弥补家庭教育缺失;重塑文化认同感,培养本土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