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基层民主协商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村的实践中,新乡贤通过参与基层协商民主,为解决农村公共事务,处理基层纠纷,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的回归可以有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当地的产业振兴培育内生动力,缓解人才缺失,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使乡村文化转换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为了更好地发挥新乡贤的作用,需要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层协商制度,落实协商成果,并培育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欧洲乡村研究在我国的新推进

随着乡村建设成为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如何借鉴外部经验也成为我国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来自诸多领域的学者们尤其对研究欧洲乡村兴趣盎然,并将研究重点从传统的制度史和生产史领域转向全维度的乡村。本文对报刊相关论文的基本观点,从乡村城镇化进程及特征、乡村建设与景观再造、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着力点,以及城乡关系等四方面进行了简略评述,以期为深度研究提供参考。

海外学者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干部权力问题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干部权力有过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农村体制变革对干部权力的影响,是"上升还是下降";农村干部是否值得,即农村干部权力对职位承担者来说的价值问题;村民自治推行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农村干部权力与农民权利之间关系问题。海外学者这些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农村干部权力,加强农村干部权力研究,探索如何有效约束农村干部权力等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近年来我国城乡规划学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11-2015年发表于我国城乡规划学权威期刊的载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规划研究人员之间的核心-边缘社会网络结构已初步形成,分别以王德、孙施文、吕斌为首的三个研究团队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是国内城乡规划研究有强显示度的机构;低碳城市、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公共参与等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甘肃乡土诗的伦理变迁与道德取向

世纪之交的甘肃乡土诗有乡土性、民间性、地域性、伦理性和道德感。乡土诗承载着诗人的道德诉求,乡土诗人在乡村伦理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乡土诗写作是长期生活或短期居住在乡村里的乡村精英人物维护和重建乡村道德伦理的一种方式。"乡镇文人""县城文人"的身份让他们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和"责任感",更容易赋予自己乡村百姓的"代言人"甚至乡村伦理的"卫道士"的时代重任,他们创作乡土诗更重视诗的教化功能,过分迷恋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的创作原则。缺乏现代人的批判精神和现代诗的自由精神,导致乡土诗写作的单调和乡村伦理思考的粗浅。

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问题探微

在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城乡问题一直处于薄弱环节。一方面,城市史研究应该具备城乡视野,实现城乡角色的自我定位和转化,采用"从下而上"的观察视角来解读分析城乡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城乡关注角度的变化也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志趣转向,表明了城乡研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而城乡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和完善。

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以余治为中心的教育考察

余治为晚清"善人"的典型。他出身于一个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乡村贫寒家庭,接受的是儒生阶层的以科举为人生价值取向的教育,因而他在思想与行为上表现出坚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地区伦理秩序空前紊乱,以余治为代表的儒生阶层为了应对这种冲击与破坏,融汇佛道思想,吸纳江南的民间信仰,将传统的儒生价值观通俗化与普及化,为江南地区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思考

当前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面也存在着治理能力弱化,组织凝聚力不强等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乡村文明的守护者,在完善农村社会的治理以及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存在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新乡贤”培育制度缺失以及对“新乡贤”缺乏认同感等困境来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此重塑农村的乡贤文化,改善乡村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保守与多元:清末民初徽州乡村士人治生模式探察——以徽商小说《我之小史》为考察中心

清末民初,世道困厄,民众生存举步维艰。徽州社会乡村士人治生形势严峻,尤其清末科举的骤废,无疑彻底阻断广大士人的出路,亦加剧了传统乡村士人的治生紧张。但是,以詹鸣铎和詹蕃桢为代表的徽州乡村士人,面临如此严苛的治生窘境,审时度势,以灵活顺变的治生思想,呈现出保守且多元化的治生选择。习举入仕、训蒙舌耕、弃儒业贾、远游入幕、弃幕从商和企业谋职等常规治生模式的演绎,生动揭示出徽州乡村士人在社会鼎革之际鲜为人知的人生背面与生存压力,展现了徽州乡村士人的职业嬗变以及社会化职业的近代探索,它是徽州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历史信号。

时空维度下的《儒林外史》匡超人形象

匡超人父子在微观的时间维度上体现了"一代人不如一代人"的社会现象,昭示封建社会末期宗法血缘关系已无法抵御功名富贵冲击、伦理道德沦丧的现实。匡超人的籍贯设置别具匠心,流动开放的活动空间、频繁的地域转换和漫长的空间位移,实现了士人个体与士林群体的盘根错节的交往,为展现其腐化堕落的过程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可能,呈现了士人个体在群体影响下不可捉摸的命运走向,还原了士人在八股科举制的引诱下四处奔走的实况和生存困境。匡超人"乡村—城市"的生活轨迹和"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实现了文本中城乡交流、对立的完整空间叙事模式。

从乡村士子朱峙三的人生选择看近代社会变革

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剧变的时期。在此社会背景下,乡村士子朱峙三做出了人生选择。朱峙三的人生选择,既有其主动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动性一面,也有某些偶然性与戏剧性。朱峙三不断调适与社会的适应度,最终完成了由传统儒家士子向兼具新旧色彩的近代知识人的转变。作为普通士子,朱峙三在变革中所做出的人生选择,反映了国家层面的变革对地方下层士人的影响。

民国时期教育学者下乡现象管窥——以六所高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动荡剧烈和社会变革的时期。一批知识分子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致力于乡村社会的改造,积极开展乡村建设。李廉方、俞子夷、雷沛鸿、林砺儒、汪懋祖、俞庆棠、孟宪承等一批教育学者纷纷走出高校,居于乡里,兴校办学,开展教育实验,推进民众教育,参与乡村教育运动。教育学者下乡对普及科学文化、促进知识下移和推动乡村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士大夫—乡绅”视野中的权力冲突与困境——以明中后期《圣训六谕》现象为中心

自"士大夫—乡绅"视角看《圣训六谕》现象的出现,会发现它并不适用于"觉民行道"的思想史判断,而更多体现了乡绅阶层的自我觉醒与革新。这是因为"士大夫—乡绅"的双重身份为推广《圣训六谕》的明代知识人群体提供了一种"乡村—庙堂"间彼此优容、错位认知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宣泄心学激发的道德热情来稀释皇权的压力。但这一努力并没有实现重整乡村秩序的理想,原因在于乡绅阶层既需要利用地方特权宣讲《六谕》,又无法遏制自身豪右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内在矛盾最终导致明代乡绅推广《六谕》的道德热情除去为自身非正式的地方支配权寻找道德的合法性之外,并不能落实为秩序的重建。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知与评价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压舱石”。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海外学者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也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海外学者的相关认知、解读与评价,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异域视野与“他者”镜像,也为我们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与研究、对外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提供了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