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评述

本文以《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和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为参照,评述俄罗斯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通史》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方法、撰写范式,阐释其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俄罗斯学者综合使用考古学与文献学研究方法,从整个东亚历史区域的维度考察上古时期的中国文明,描述了东亚广阔疆域上既具共性又各有千秋的诸多文化类型,勾勒了上古时期不同文化载体之间的交往过程,并最终在双重文化空间中审视华夏文明有机统一体的形成,为解读中国历史提供了俄罗斯视角。

帕纳秀克《红楼梦》俄文全译本底本问题刍议

20世纪下半叶,由苏联汉学家帕纳秀克翻译完成的两版《红楼梦》俄文全译本相继问世,但就俄译本所采用的中文底本,译者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并且长期以来底本问题也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使得关于此问题的偏误认识延续至今。本文从具体的中俄文文本对照分析出发,详细考察了底本差异及译者的相关处理,得出如下结论:帕纳秀克所译《红楼梦》的参照底本并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注本,而是在程乙本的基础上参照了亚东重排本翻译而来。其中1958年版《红楼梦》俄译本中的诗词部分仍以程乙本中的诗词为底本,保留了程乙本中的原有内容,但1995年版俄译本中的诗词部分并非完全从程乙本翻译而来,而是与脂评本互为观照下的翻译成果。

冯梦龙“三言”在俄国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他从1621年至1627年分别改编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俗称"三言"。从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第一次将其传播到西方以后就引起许多西方汉学家的关注与研究。为了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并满足教学需要,俄国汉学家也对"三言"故事进行了选译,所选取的多为在中国流行并符合俄国人审美趣味的故事。20世纪以前的"三言"俄语译本故事大多是转译自英语或法语,译者多为无名氏。从20世纪开始,俄国汉学家将"三言"故事从汉语直接翻译成俄语,译文的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从文献学和文学史的角度了解"三言"在俄苏的传播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红楼梦》俄译本中称谓语误读的原因分析

文学翻译作品中的误读现象是跨文化交际和比较文学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而《红楼梦》俄译本中的误读译例同样在所难免。从语言误读和文化误读、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等方面着手分析《红楼梦》俄译本中称谓语误读的原因。

《红楼梦》俄译本多义称谓语误读浅析

《红楼梦》俄译本作为第一个流传海外的完整外译本开创了《红楼梦》完整外译的先河,其意义不可小觑。帕纳休克倾注一生的心血先后两次翻译《红楼梦》,对原文中各类称谓语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其翻译手法成为翻译界的精华,但我们也发现了他对个别称谓语,尤其是多义称谓语的翻译存在着一定的误读现象。

俄译本《红楼梦》诗词、对联译文的文化背离现象

《红楼梦》的俄译本共有1958年和1995年两个版本,其中小说的主体部分均由ПанасюкВ.А.一个人主译。而诗歌部分则分别由孟列克夫和戈卢别夫翻译,两个人的翻译风格在一些诗句上存在着区别,本文着重比较分析二人在《红楼梦》俄译本中对一副对联翻译的不同风格。

阿列克谢耶夫俄译《聊斋志异》对中国古代服饰的阐释

俄罗斯现代汉学泰斗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俄译《聊斋志异》,对书中所涉及的中国民间生活习俗、服饰礼仪等作了细致的注释和解说。这就使得他的《聊斋志异》译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还具有民俗学、文化学研究的性质。其注释中对中国古人鞋帽、头巾、袍带、袜子、腰包、足缠等服饰的介绍和阐释,不仅有助于中国服饰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对中国本国的民俗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参考价值。

以俄译本《红楼梦》译诗为例谈译诗应是诗

本文从1958年俄译本《红楼梦》译诗中选取三首作为例子,针对反映在我国俄语诗歌翻译中的某些问题,结合俄语格律诗的特点,对诗歌翻译中韵律、结构和词语的处理以及相关问题作一点探讨。

阿列克谢耶夫俄译《聊斋志异》对中国民间信仰与崇拜的介绍和阐释

现代俄罗斯汉学泰斗B·M·阿列克谢耶夫的俄译《聊斋志异》注释,不只是文字、词语的解说,同时还具有民俗学、文化学研究的性质。他的这些注释与其本人在中国搜集到的民间绘画、雕刻等实物资料相配合,比之一般外国汉学家的解说更为细致、生动和可信。同时,阿列克谢耶夫在注释中还时时将中国人的民间崇拜与西方和俄国相对照,这就使域外读者得以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中国文化的特质。

《红楼梦》三种俄译本的中文底本考论

《红楼梦》的俄文翻译经历了1843年柯万科的摘译、1958年帕纳秀克和缅什科夫的全译、1959年鲁德曼的选译、1995年帕纳秀克和戈鲁别夫的重译等四个阶段。《红楼梦》每一阶段俄文翻译的中文底本都没有明确的标明,文章考查了三种俄文译本的中文底本,补充并纠正了学术界对此研究的缺失或错误的认识。

《酒国》俄译本中的语用改译策略及语用等值效果

等值性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既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翻译作品的评价标准。翻译等值可以理解为语形等值、语义等值和语用等值,其中,语用等值居于核心地位,是实现等值的最基本条件。在翻译,尤其是有着巨大文化空间的文学翻译过程中,语用改译策略的合理运用是实现语用等值效果的最有效途径。

俄罗斯版《中国通史》译介中的回译问题

译介海外汉学著作是开展中外学术交流的必要环节。十卷本俄罗斯版《中国通史》全面叙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译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中国文化元素的回译问题。本文结合俄版《中国通史》第二卷的实际译例,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视角,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探讨历史专名、概念术语、直接引语和文献的还原以及无本回译问题。研究认为,语言回译应力求精准还原,文化回译对“不同的声音”则应客观再现,以了解俄罗斯的中国历史研究现状,推动国内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发展,并借鉴“他者”丰富我国史学研究的资料和视角。

试论俄译本《红楼梦》中“痴”字的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的一本旷世奇书,在小说的开篇提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更是全书的总括之语。其中的"痴"字更是点睛之笔,一字之中包含着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本文旨在分析俄译本中对该字的翻译处理方式,并分析其中的意义得失。

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利波夫佐夫翻译的《理藩院则例》俄文本

在俄罗斯满学家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利波夫佐夫翻译的众多满文作品中,1828年出版的俄译本《钦定理藩院则例》占据特殊地位。虽然满文本《钦定理藩院则例》的俄文翻译符合原文,但译著排序与原著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在翻译过程中添加相关简述及章节名称。这种改变为欧洲及俄罗斯读者理解原文内容提供了方便。

《丰乳肥臀》中俗语谚语的俄语翻译研究:功能翻译理论视角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包含了许多俗语和谚语,它们在翻译为外语时,意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俄译本《丰乳肥臀》中的俗语和谚语翻译存在着内涵放大、内涵缩小、内涵置换、内涵变异等问题,而文化的差异是问题形成的关键。

《聊斋自志》俄英译本对比研究

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不仅是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且是异域学者解读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方式。阿理克和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是俄语世界和英语世界中两个最经典的译本,两位译者都意识到蒲松龄所作序言《聊斋自志》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皆不惧艰难,将全文译出,并辅以详尽的注释。通过对两篇译文的细致比读分析,以及宏观视角的译者动机、时代背景、读者定位等因素的考察,不仅可以管窥阿、翟二人对《聊斋志异》及蒲松龄的不同解读,而且可见微知著,探究两位汉学家如何接受和阐释中国文化,比较他们"中国观"的异同。

中央文献翻译中的加词显化现象——以十九大报告俄译本为例

显化是指'对原语中暗含的,但可以从语境中推导出的信息在译语中加以明示',即在译文中添加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或者说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以中共十九大报告俄译本为素材,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通过增添词语来实现显化,以期在未来的中央文献翻译工作中,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合理地应用这一策略。同时在翻译中还应避免不必要的加词,导致译文过度显化。

民国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的认识和看法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早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这一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处于准备阶段,90年代以后可以算作振兴阶段,其发展与国内俄罗斯汉学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学者已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作品俄译研究现状的梳理,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译本的翻译批评和对研究专著的深入分析,有待于立足文本进行系统性及细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