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四象限双循环”建设路径研究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为了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决策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实践正在行动,理论探讨却很不够。在回顾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及有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研究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参照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的二维象限模式,提出了改进的四象限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正在建设的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内容进行了归类和比较,立足于建设目标与建设实践界定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内涵和功能,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四象限双循环”建设逻辑。最后,围绕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建设逻辑、建设保障、建成运营提出了五点建设路径思考,试图打通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技术商业化和人才培养及科学普及的内在逻辑,为中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提供参考。

上海科创引擎企业驱动全球科创中心发展创新效率测度——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使用DEA-Tobit模型,分析上海49家科创类上市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结果发现在2012-2014年这三年中,企业整体创新发展水平有所下降,而且行业发展不平衡,其中新材料和"互联网+"类企业表现相对突出,智慧医疗和核电类企业相对较弱,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说明对上海科创企业推进分类指导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影响科技效率因素的检验中,发现并非物力和财力投入越多越好,资源之间的匹配度很重要,应防止资源投入错配。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构型规律与演化机制研究

加快建设高能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建成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提炼解释不同能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构型差异的组态模型,以全球96个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案例样本,结合NCA和fsQCA方法挖掘发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存在普遍的构型规律与共性演化机制:①能级提升需满足前因条件必要发生的先后次序并达到相应水平,30%、40%、50%和80%的科创能级依次需要7%的创新环境条件、1.7%的人才集聚条件、0.7%的基础研究条件和27.6%的创新产业条件,政府驱动条件不存在瓶颈,始终贯穿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领域与全过程;②识别出高能级支配型场景驱动产研融合路径和枢纽型场景支撑创新路径、政府驱动场景营创路径、知识策源创新路径、人才集聚知识创新路径,以及非高能级潜力型政府强势主导路径和节点型政府支持人才高地建设路径、创新土壤培育路径,从正反两方面验证“科技-产业-科技”路径组合闭环是建成高能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标志;③4种能级构型对应8条关键路径,揭示单因素主导驱动、双因素均衡驱动和多因素共生驱动三重科技创新中心能级进阶演化机制。据此,提出中国建设不同层级、接续进阶的科技创新中心体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科技革命演进中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及其特征

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必然带来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而每一次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科技革命的新突破。纵观人类科技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经历了从欧洲到北美洲的转移过程,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呈现多中心的新趋势。其中,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机器替代手工为标志,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内外变革,奠定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大学主旋律;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气的广泛应用为标志,高等教育成为推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阵地,德国和美国相继主导世界科技的发展,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开始从欧洲向北美转移;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突破口,美国成为国际人才流动与集聚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科技与教育深度互动的政产学研战略协同机制成为新的变革方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迅速崛起,多中心格局成为时代趋势,努力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成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教育强国战略的共同目标。从演变过程看,科技革命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经历了从单向推动到双向联动的系统深化过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呈现动态演变的历史特征,受到教育内外部系统的多重因素影响。面向新时代,世界各国竞争趋势加剧,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和科技创新中的战略性地位得到进一步彰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呈现竞合共存的局面。以中国为首的后发型国家在科技革命与高等教育的双向互动中将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加坡科技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

新加坡近年来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崛起为亚洲乃至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新加坡科技创新投入与发展成效分析基础上,从多元文化人才、科研创新载体平台、产业集群、创新创业生态和综合发展环境5个方面总结新加坡科技创新政策举措与经验,结合北京的基础与不足,以期对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所启示。

中国科技创新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与对比分析

构建指标体系计算我国31个省区的科技创新能力,结合重心模型计算出1996~2012年我国科技创新重心和经济重心坐标。输出重心点空间变化图,阐述我国科技创新重心的动态变化规律,通过与经济重心的比较,揭示科技创新重心移动与经济重心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重心落在河南省南部,不断向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偏移;科技创新重心不断贴近经济重心,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科技资源禀赋、配置效率和创新环境的差异演变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重心移动的主要因素。

1996-2012年中国科技创新重心的空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域数据的研究

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重心模型引入到我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异演变的研究当中,计算了1996-2012年我国科技创新重心并分析了其演变特征,通过比较分析和定量研究总结了驱动我国科技创新重心演变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重心16年来快速向东南方向移动,逐渐偏离我国几何中心;我国科技创新重心与高技术产业重心、经济重心和研发投入重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科技创新环境是驱动我国科技创新重心移动的主要因素.

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与评价研究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学测度和评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进程,本文在归纳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中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北京为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京、沪、苏、浙、粤五省市的相对优劣,以及北京近6年的发展态势。评价结果显示,北京在横向对比评价中总指数稳居首位,且在自身纵向评价中综合指数上升态势明显。在评价结果基础上,围绕科技创新中心五大功能提出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

从论文和专利角度研究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情况

本文以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中心成立34年以来在论文和专利方面的产出的研究,对该中心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该中心一直围绕着太阳能电池等微电子器件的基础理论与工艺设备开展研究,不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产出与增速,且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认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研发平台,该中心与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特别是微电子巨头企业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也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金的支持,并且从成立之初就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专利布局。这些都是该中心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原因,也值得我国微电子产业相关机构学习与借鉴。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功能与组织结构

文章在界定"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内涵的基础上,讨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大功能,即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同时总结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五个显著特征:功能支配性、结构层次性、空间集聚性、产业高端性、文化包容性;最后分析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将其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多要素系统,其中人才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核心要素,大学、企业和政府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驱动要素,创新文化、创新资本、创新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等是构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环境要素。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

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和长期过程。上海要在全国发展大局及全球创新格局中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明晰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力争到2050年左右真正建设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分析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与路径,以及战略重点,提出建立现代化的创新治理体系,健全多元化的创新投入体系,优化全方位的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等对策建议。

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作用及粤澳合作策略

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澳门在区位人文条件、经济制度、粤澳合作及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土地资源不足、产业结构单一、高端创新资源不足等制约其科技创新发展。据此,提出澳门应加大政策支持、提高高校院所科研能力、做大做强在澳国家重点实验室、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体制和整合全球创新创业资源,力争打造成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重要支点、珠三角西岸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中葡科技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同时,提出广东进一步创新要素跨境便利流动合作机制、与澳门合作建设科研机构与科技基础设施、强化与澳门科技人才交流、构建与产业优势相互融合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等,粤澳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

全球性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模式及路径研究

在分析影响全球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影响因素上,提出了全球性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四种模式,即:社会主体带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政府推动模式和文化驱动模式。对每种模式下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不同路径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主要以创新型引擎企业为主导的路径、以高校与科研机构为核心的路径、以政府公共投入为辅助的路径以及以创新文化为渗透的路径。

德国科技创新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启示

全球经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恢复经济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际科创中心")的内涵和政府功能的梳理,从科技发展战略、支持尖端技术研究、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系统、直接推动企业实施创新创造和帮助高科技企业提升国际化管理等5个方面总结德国建设欧洲乃至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系列政策经验,并阐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启示,即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规划,避免各自为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为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长久动力;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大平台为抓手,提升协同创新效率;加大政府对科技金融的扶持,避免过度市场化;以提升实体经济质量为着力点,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参考。

北京技术市场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监测体系及实证研究

技术市场是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抓手。为科学监测技术市场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构建了一套监测指标体系,同时结合"十一五"以来的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客观反映十年间的发展趋势,探索北京技术市场在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北京技术市场在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但依然存在对周边地区技术辐射不够、重点产业发展驱动力有待加强等问题。在监测结果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网络构建模式研究——基于创新驱动和社会网络的视角

经过20多年的实践,生产力促进中心初步实现了服务网络化的目标,在区域性和行业性联盟建设方面取得了进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效率驱动阶段,对科技中介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迫切需要生产力促进中心采取网络化方式,整合和配置资源,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在构建网络过程中,除了依靠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外,考虑到现实情况,还应重视社会网络对服务网络建设的作用,以此提升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

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政策的演进与优化

伴随着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其政策体系不断建设和完善,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政策数量和层次各有不同,实施的成效和途径有所差异,阶段特征相对突出,但基本形成了政策链上的有效衔接。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政策体系面临新的影响因素,需通过政策优化实现服务发展的功能,进而形成促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的政策路径。

欧美和亚洲创新型城市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全球创新城市100强分析

科技创新中心在全球或区域创新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创新型城市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基于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近年发布的全球创新城市100强名单,监测与分析欧美和亚洲创新型城市主要分布特点,重点分析与比较伦敦、新加坡、巴黎、香港等创新型城市排名变化情况,最后从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及支持重点城市建设世界级创新型城市集群等方面提出我国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启示与建议.

上海建设全面创新型城市的规划思考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不断适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主动迎接创新带来的挑战。在创新型城市内涵和国际趋势解析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目标,提出复合高效的空间利用、开放互联的空间链接、弹性预留的空间适应3大规划策略。基于产业现状格局,根据创新功能、产业类型与城市功能等特征,总结科学城、产业社区、创新城区3种创新空间模式,并对未来上海建设全面创新型城市的若干重点进行展望。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节点城市创新发展经验对中山的启示

中山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节点城市,在科技创新投入、创新平台体系、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成果产出等方面具有共建大湾区科创中心的基础。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是长三角一体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重要节点城市杭州和嘉兴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山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启示建议,包括集中力量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完善新型研发机构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建设"人才飞地"、加快创新人才集聚,以及加强区域协同创新,积极融入科创走廊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