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燮《原诗》中对沈约人品、诗品的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批评沈约心胸狭窄,“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又对其诗歌极力贬低,“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这样的“英雄欺人之语”过于片面。考察“万箭攒心”之说,最早来源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其书专记神仙鬼怪,逸闻稗史,实不足信。至于沈约的诗品,也绝非叶燮所言,历代诗论家多有客观评价,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叶燮对于沈约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明代嘉靖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选源考

张含选、杨慎评嘉靖刻《李诗选》十卷当为明代最早且有明确文学宗旨的李白诗歌选本,此选之选源究为何本,张含无说,而杨慎语焉未详。杨慎于《李诗选》和《升庵诗话》中撰多条校勘性批语和诗话论及李诗集版本,有“古本”“今本”“俗本”等提法。我们认为,“古本”即杨慎家藏之宋乐史编刻《李翰林集》二十卷,为《李诗选》选源之校本。乐史本后亦亡佚,幸赖杨慎之校语,略知其优于现存之宋本,如清重刻宋元丰本、宋蜀本、明重刻宋咸淳本等,亦可见《李诗选》之独特价值。“今本”指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之元刻本或明翻刻本,系《李诗选》选源之底本。“俗本”指《李诗选》之前的明刻李诗集。考察《李诗选》之选源有助于辨明李诗集历代版本之差异和优劣。

“怀情不尽曰隐”——沈约天监初之崇佛与梁武帝之关系

沈约天监初年重拾佛教信仰,其实是为了迎合梁武帝推尊佛教的策略。天监六年群臣对《神灭论》进行围剿,是武帝公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提高佛教地位的行为。尚书令沈约作为朝臣之首,在武帝弘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究竟慈悲论》《六道相续作佛义》等佛教论文与梁武帝对佛义的理解极为相似。另外,沈约晚年的忏悔、舍身、千僧会、八关斋等行为,皆直接或间接受意于武帝。然而沈约对佛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诚心不足,是以在临终前露出破绽,激化了其与武帝之间的矛盾。沈约天监年间的崇佛行为及其遭遇,须结合梁武帝方能看得分明,亦可借此观察梁代士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政治实态。

隐侯之“隐”的政治意涵--兼论沈约诗风的清与浅

沈约处于南朝皇权渐趋复归但新型君臣关系正在调整的历史节点,善隐自身的处世方式和诗歌的清浅特征共同构成了沈约谥号“隐”的表里两面:他乘时借势,迎合主上趣味,应制诗作竭力弱化个性,形成就题论事的“意浅”之风;他“隐微致戒”,其诗歌于纤毫处着眼,描写重于抒情,呈现出“密丽”特征;他善于压制、淡化、冷却激烈的情绪,其诗具有“清怨”特色。这些亦使他能潜隐沉浮于南朝复杂政治生态中数十载而不倒。然而,谨慎如斯的沈约还是因藐视君威触犯武帝,这是对才能的自负,也是长期自我压抑导致的必然反弹,更是士人与君主磨合调适的必然结果。

钟嵘与沈约:齐梁诗学理论的碰撞与展开

钟嵘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当时的文坛巨匠沈约有关。史传钟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为报"宿憾",钟嵘撰写《诗品》品五言诗,把沈约放在"中品"。文章解析这段公案,论述钟嵘与沈约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名公巨卿与位末名卑、长期沉沦下僚者的关系,一个文坛领袖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更是两个理论巨人的关系。通过对钟嵘与沈约关系的研究,可以清理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发展到齐梁这一历史阶段中出现的观念变化和渗透在观念变化中的个人因素;可以发现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异和异中的同是如何胶着纠缠在一起,并且共同推动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前进的。

梁武帝“不知四声”辨

梁武帝并非不知四声,而是主观上排抑四声。有关文献关于梁武帝不知四声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梁武帝排抑四声,与沈约有关。萧、沈之间,既存在着音乐、文学上的观念差异和文坛宗主的地位之争,也存在着由政权更迭而带来的心理猜忌。永明声律论在梁初三十年左右之所以未能大行其道,与武帝排抑四声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试论《宋书·符瑞志》的政治意图及价值

《宋书·符瑞志》是沈约独创的一种志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它以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以神化历史时期重要文化、政治人物为手段,旨在论证"禅让"是历史演进、王朝更替的合理选择,进而证明出身寒门却取代东晋的刘裕所建的皇朝具有历史合法性。它在史学发展史、史料文献的汇总保存以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方面有一定历史价值。

沈约前后刘宋史著及《宋书》撰成考述

《宋书》成书情况复杂,何承天、徐爰等前期撰述构筑了良好的基础。然清人据沈约受诏至进书时间之短,以及避讳等情况,判断"纪传"大部为何承天、徐爰旧稿,"八志"多为沈约自创,未考虑沈约此前之撰述准备与积累,其论未必准确。"八志"进上时间,既非仅随"纪传"之后,也非时隔十多年,而是四五年后的永明末。"八志"之撰述,亦非完全由沈约所自创,沈约所承担者仅其中的一部分。

《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声、音、乐、响辨析

"声"、"音"、"乐"、"响"是用以表示声音的一组同义词,但它们同中有异."声"乃是自然的声音通过人的听觉器官感知到的听觉效应;"音"则是由人的内心感悟获得发之于口(或其他乐器)的音响."乐"的本义是指各种乐器和乐音的总称;"响"则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的"回音".声与音的区别在于,"音"有节奏、音调,而"声"没有.只有发自内心而又"成文"(有节奏)的声,才能称为"音".

《文选》不录齐梁赋辨

宋齐时代,诗歌有了极大发展,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讨论文学仍视赋为文学主体,梁时《文选》列赋于首位,是有文学史依据的。但《文选》不录齐梁赋,却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以《文选》赋十五类一一对照齐梁赋,齐梁赋确实没有好作品可录入者,只有沈约《郊居赋》尚可。《郊居赋》可属《文选》赋"志"类,但沈约《郊居赋》与"志"类潘岳《闲居赋》,意思有重复之处;且《郊居赋》又有怨梁武帝之嫌,那么不录也是情理之中的。齐梁时代赋作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崇尚赋的诗化,或是文体形式上的半诗半赋,或是文体内涵上的抒情。作为梁朝文论三派的正统派,萧统鄙视这样的作品;另外,萧统时,这类赋作正在兴起,《文选》未录这样的作品也是理所当然的。

永明诗新论——以沈约为中心

永明诗人将"四声"运用到文学写作当中,不过短短十来年,就令中国诗歌转向了以声律为基本特征的新主流。在沈约等人的努力建设之下,永明诗不但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主张,并且付诸大量的创作实践,同时还编制有配合新诗理念而又服务于创作实践的工具性的韵书,甚至于,对于诗歌是否符合新的理论以及新的审音办法的评判标准,似乎也在计划之中。像这样有一套完整设计的诗歌改革,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考辨--兼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龙氏雅琴》百六篇"云云,其中的"向《别录》"可以理解为沈约据刘向《别录》引文。然"向《别录》"实为沈约以《汉志》而代《别录》,也就是在引用《别录》时以《汉志》而代替。文章对之进行了解析,并指出:古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替并非孤立的个案,弄清这点对理解古人对于《别录》《七略》及《汉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别录》与《七略》的亡佚情况及其原因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忠愤”说及其扩大化影响

沈约在《宋书·陶潜传》中,认为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又说陶渊明为自己的作品题其年月,在东晋用年号,入刘宋后书甲子。这意味着陶渊明是东晋的忠臣。到了赵宋,陶渊明"耻事二姓"说相当流行,韩驹、汤汉注意到《述酒》诗中"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认为是影射东晋末代皇帝逊位后被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残杀一事,并由此推论陶渊明对于改朝换代的"忠愤":忠于东晋,愤恨刘裕。此论后来被推衍扩大到许多作品中,成为解读陶渊明诗歌创作的重要思路。"山阳"两句大约确有所指,而《述酒》其他各句则与易代无关,"忠愤"说由此两句扩大到全诗及其他作品以至陶渊明本人,则多为牵强附会、不合情理之论。只有将扩大化的"忠愤"说打包挂起,科学地重估陶渊明才能顺利进行。

齐梁声律论几个问题新探

齐梁时期存在八病之说,并且与沈约有关系,《文镜秘府论》的声病材料是可靠的。《文镜秘府论》所引沈约"八体"可以看作是八病。八病说的最早探索者是沈约,沈约早在二十岁其创作就追求声律和谐,回避声病。沈约声病说有着丰富的思想。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论《文选》“弹事”类

"弹事"实为公诉状文,作者均为职司弹劾的御史,读者对象为君王。《文选》卷四十"弹事"收有任日方的《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和沈约的《奏弹王源》三篇。曹景宗因军事而遭弹劾,刘整因家事而遭弹劾,王源因婚事而遭弹劾,包括了朝廷命官从家到国违反法制或道德的重要类型。叙事简明、气势凌厉是弹事文的主要艺术特征。

清初诗论中的“扬任抑沈”现象——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例

清代之前,诗坛皆以沈约诗高于任昉诗。清初,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代表的诗论家,认为任诗高于沈诗,出现"扬任抑沈"现象。"扬任抑沈"是诗风演变背景下诗坛对二人诗歌作出的新审视、新评价:反对格调说之流弊,自揄扬近于古诗的任诗而贬抑注重声律的沈诗;反对柔靡纤弱诗风,自崇尚拓体渊雅的任诗而贬低绮艳色情的沈诗;追求神韵诗风,自褒扬赋有冲淡清远之美的任诗而黜退淫杂庸俗的沈诗。

“江郎才尽”新考

“江郎才尽”的时间和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根据江淹的文学创作、文学交游及相关历史记载辨析,“江郎才尽”的确切时间应在江淹罢宣城郡之时。结合当时黑暗残酷的政治倾轧,分析女儿江才君之死对江淹的重大影响,可揭示“江郎才尽”的真实原因。再联系钟嵘和沈约之间的宿怨,考察《诗品》对梁代诗人的评价,可见《诗品》对“江郎才尽”时间记载上的矛盾是钟嵘出于贬低沈约的目的有意作出的改动。

沈约《与徐勉书》探微

沈约晚年所作《与徐勉书》被史书和各种文集收录,引人注目。在这封书信中,沈约对仕隐的态度,与梁武帝的微妙关系,对显赫地位的执着,或隐或显都有所展现。此外,这封信的行文特点也值得关注。本文对沈约《与徐勉书》的创作心态和行文风格进行分析,以求更全面还原晚年沈约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