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临流”的诗学——以陶渊明、韦应物与苏轼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上的“临流”书写导源于许由、孔子和《楚辞》,而以王羲之“曲水流觞”与陶渊明“临清流而赋诗”最为著名,在唐代则以韦应物最为突出,现存韦集中就有二十余处提及“临流”。而作为宋代最为杰出的文人,苏轼的“临流”体验则继承了陶、韦的诗学资源,展示出了“临流”的存在深度。本文以陶、韦、苏三家作品为中心,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学“临流”书写的诗意表达,认为陶渊明临流赋诗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开启了中国文人对流水的诗意体验,至韦应物则集大成,苏轼则进一步巩固了“临流”的诗学意义,使后世的“临流”书写日益典故化和趋于稳定。此外,中国文学的“临流”书写也在绘画领域有着广泛影响。

从《黄山八胜图》看石涛作品的诗画互文关系

清代画家石涛艺术成就颇高,其画作多以诗书画合一的艺术形式呈现,石涛的《黄山八胜图》就体现了其诗画之间的互文关系。从内容上看,一方面,石涛的诗歌与绘画之间有着紧密的对应性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各种附加性元素使得诗歌与绘画建立更有深度的联系;从形式上看,题画诗位置的精心排布与多变的题字书艺使得画面更为精巧和谐。诗书画结合时因各自的艺术属性不同必然会产生矛盾,创作者在画作中如何平衡这种艺术张力也是一种考究。

苏轼“和陶诗”的形式特征及其文体史意义

作为“和诗”,次韵既要求“和韵”又要求“和意”,“和陶诗”则突破了唱和对象的古今界限,使“和意”朝着“道意”方向发展,即注重表达作者主观意识。苏轼在“和陶诗”中以“意”统“韵”,从而化韵脚的限制于无形。在平衡诗体与诗意的过程中,苏轼促进了诗歌正副文本功能的强化与转换。副文本记录诗意兴发方式,具有诗史功能、日记功能、书信功能、索引功能,并且建立起“和诗”与原诗的联系,引导读者在师陶、学陶背景下阅读“和陶诗”。正文本则由次韵诗向外的公共唱和功能、政治功能朝向内的道德自省功能、心理平衡功能转换。苏轼在“和陶诗”中的上述探索对文体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诗歌看苏轼的仇池公案、仇池情结及其他

仇池是甘肃一座山名,仇池也是华夏民族一个国名。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期间,苏轼偶得产自广东的两块奇石,并写有《双石》诗。回朝后,把奇石命名为“仇池石”。苏轼仇池情结形成究其原因,是因为倾心歌咏仇池的杜甫,爱屋及乌;也是因为仰慕歌咏仇池的陶渊明,石头等于桃源;更是因为仕途失意,欲以“仇池”寻求寄托。没想到却引起当年好友画家王诜的觊觎,给苏轼“以小诗”“借观”奇石,实际“意在于夺”,霸为己有,于是形成一桩诸多诗友借与不借纷纷唱和著名的仇池公案。仇池公案给我们启示是交友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夺人所爱,爱物不能凝滞于物。

中国武术“以屈求伸”之身道及其意象表达

中国武术文化精神决定了其以思考与实践美好的生命之道为根本旨趣,对其内蕴的思想理念进行阐释与表达具有提供精神支撑与生存智慧的现实意义。研究指出: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屈伸相感触类旁通地体现在阴阳两极之间,体现了一种具有交互、生生以及变化意义的生命辩证法。反观中国武术中的"以屈求伸",可以从"水"的意象、"龙"的意象、"弓"的意象、"势"的意象中得以完美演绎与表达,它以一种"显微无间"的方式贯穿于中国武术的技法演练之中,充满了身体之美。这种身体的"以屈求伸",从形象来看充满了力量,彰显了一种中国式的实践智慧;从精神维度来看,更是开显了一种"生存智慧"的文化建构,从而再次揭橥了中国武术是文、质兼摄的身体符号系统,为我们彰显中国智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平台型企业的协同赋能与价值共创案例研究

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对市外淘园AFA社区商务平台相关资料进行详细编码,提炼出驱动平台型企业内在发展的“开放、共生、协同”三大内在动因属性,并从平台参与者视角出发着重探讨案例企业在文化、技术及数据3个方面的赋能作用,深入剖析了社区商务生态体系下平台型企业在“价值共创、资源共享、理念共通”等多层次路径下的价值共创机制。然后,依托扎根编码归纳出的9个核心范畴,构建了社区商务平台协同赋能与价值共创机制的整合模型框架,为平台型企业协同赋能与价值共创的形成机制和作用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也为平台型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经验。

民间立场下的时代精神省察——肖仁福小说论

湘籍作家肖仁福的小说创作近年来在国内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小说创作的主题意旨,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化、生存状态、精神特点的体验与叙述;二是基于民间立场对当代官场文化的省察和反思;三是围绕传统士道观念的现代蜕变,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

成法与气韵:从董其昌到王原祁、石涛——一条切入中国后期绘画传统的内在线索

董其昌通过绘画史系谱的清理,使得对古法的遵循与对气韵的领悟达到内在统一。在他那里,绘画一方面成了一系列古人既有形式语汇的重新处理过程,又是一个"不合而合"、气韵天成的自然运作过程。王原祁与石涛对董其昌身上两个方面各有侧重,一重法式规则,一重自然率性,但都对"习气"提出批评,表明一种危机意识,同时以其绘画理论与实践从不同方向对这种危机作出回应。

三百年来石涛的社会形象研究

石涛的社会形象在其身后三百年来,尤其是在近现代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出现了多次重构现象。重新梳理清中期以来石涛形象重构或再发现的几个过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三百年来艺术观念在发展历程中与国家形势及社会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

石涛卒年考

李驎《哭大涤子》显示石涛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年)十月前后,而石涛《画谱》的发现,证实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年)十月十五日石涛尚健在。石涛《青莲草阁图》(扇面)、近人秦潜《曝画纪余》辑《清湘道人山水图》、石涛为吴蓼汀作《双清阁图》长卷卷后杜乘题跋、汪鋆研山《清湘老人题记》辑石涛为希老年道兄作《果品》五律一首,以及石涛门徒洪正治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年)三月题《清湘道人山水卷》跋语、闵华《过石涛上人故居》七绝二首,可锁定石涛过世必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三月以前。石涛卒年约在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享年78岁。

论李仁老汉诗与中国文人之关联

李仁老是朝鲜高丽朝中期的重要诗人,其汉诗数量高达1500余首,遗憾的是大部分都已失传,只留有《破闲集》、《补闲集》和《东文选》中的部分诗作。通过研究现存的110多首汉诗发现,李仁老不仅积极学习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中国文学家,从题材、人物、辞藻等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文学,表达了自身的志趣和思想感情,同时,也有身处武臣执政下文人"欲归不甘、欲仕不能"的矛盾心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

石涛“一画”论美学思想新探

石涛的“一画”论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从现代美学理论的高度 ,探讨了石涛美学思想中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艺术体验论。论文认为 ,形成石涛丰富美学思想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复杂而深刻的故国黍离的遗民思想 ;二是以“造化”为师 ,遍游名山大川的实践艺术观 ;三是禅宗“超佛越祖”大彻大悟的至高境界。

论石涛身世和生年

石涛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兄南昌王朱兴隆之后裔,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后人,是第二代靖江王悼僖王朱赞仪的十世孙,是第十一代第十三位靖江王朱亨嘉嫡长子。石涛生年、月、日为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除夜(1641年2月9日),时辰为戌时至亥时之间,即19时至24时之间。其他如明崇祯三年庚午说、明天启三年癸亥说、明崇祯九年丙子说、明崇祯十五年壬午说、明崇祯十四年辛巳说和1643年说都是错误的。

评《虬峰文集》中有关石涛诗文的几点舛误——兼与汪世清、徐邦达等先生商榷

清代李驎所撰《虬峰文集》中有关石涛的诗文存在着几点舛误,如:记录石涛生年有多种说法,且相互矛盾;记录石涛始入佛门的地点有无;记录石涛云游访道的行踪有误;李驎《哭大涤子》有疑。汪世清、徐邦达等先生曾撰文对石涛生年及《哭大涤子》等进行研究,但盲从李驎,漏洞颇多。这是十分不妥当的。

石涛北京时期交游和艺术活动考(清康熙二十九年初至三十一年秋)

石涛约在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年)正月中下旬来到北京,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年)秋离开北京,客居北京近三年时间。期间,他曾客且憨斋、慈源寺,过岳归堂,作《诸方乞食苦瓜僧》诗,与王原祁、王翚均有合作《兰竹图》,并与黄又、大司农王骘、博尔都、王泽弘、图氏父子、张氏伯兄弟等有交往。

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

中国近代出版业与新教育几乎同时起步,且从一开始便相辅相成,特别是民国时期教育界与出版界之间的合作互动对近代教育和出版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云五因其与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特殊关系而人际交游颇广,其中他与胡适、朱经农、陶行知之间的交谊虽不尽相同,合作方式亦各异,但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考察他们在教育和出版方面的交游始末,可为后人了解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及其重要影响提供若干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论汪野亭瓷板画之渊源

汪野亭,近代著名的瓷艺家,在继承王翬豪放的绘画风格、沈周清丽厚的作画特点与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创作精神的基础上,他形成自己独特的瓷板画创作风格,在瓷板画领域开创汪氏一派新式粉彩技法,成就了自己极高的艺术造诣,为后世留下无数瓷板画优秀之作。

笔墨情趣与师法自然

中国画蕴含了中国古代整体思维,其表现手法为笔墨技巧。中国山水画强调其将物质世界的自然属性精神化,追求天人合一;作画的核心思想是"师法自然"。文章列举了两位代表人物梅清和石涛,他们的作品融合了儒家的进取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和禅宗的妙悟自然,充分表达了心灵与自然之间的默契与和谐;并认为师法自然仍然是当代中国山水画的水墨情趣和艺术超越的关键。

石涛的屈原情结与双重人格

作为明朝遗民的艺术家石涛,从人生开始,便纠结上一个根深蒂固的"屈原情结":恋君与自恋。南明政权远逝后,石涛的恋君意识必然让他寻找更现实的依托,这便有了他的两次接驾和北京之行。自恋在艺术家那里表现为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夸大,它导致"恋君"的无法实现。失宠愈加激发自恋,这种循环作用下的矛盾,是引发痛苦、导致呻吟的病灶。石涛表现为嘲弄传统、藐视权威,以此显露自我。纵观石涛的艺术观,其核心就是创新,创出一个"我法"来。这是他不甘寂寞的入世精神在艺术上的具体表现。"屈原情结"的本质是功名意识,它是造就中国文人艺术家人格分裂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