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

赵生群先生是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持论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司马迁的生年问题连续撰文多篇,颇有影响。然而赵先生在论证过程中存有鉴别史料不客观、以假说为依据、考证缺乏、倒果为因等偏失,延续了前135说的祖述者李长之的错误理念与方法。赵先生以为通过他的努力,《史记》的这一重大疑案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谈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

对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通过对那次劝进活动的考察,对司马昭与二位魏主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阮文本身的细致解读,笔者认为该文写于景元二年而不是甘露五年。

姜维于263年冬始终固守剑门关新证

《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等书都有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门关东到郪、涪的记载,而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则认为姜维始终固守剑门关。认真考察,罗贯中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门关之说违背了此前姜维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和实际行动,也不符合他战略意识强的作战特点,更不符合当时蜀国的战略部署,而实地材料也证明姜维一直固守剑门关。《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的虚假记载的主要原因是史料不实。这些不实的史料都和《钟会传》的虚假记载有关,说明钟会想以此来平分邓艾的平蜀之功。这是司马昭默许过的事情,故晋人陈寿和常璩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不敢订证史实,说明真像。

赵生群《史记》研究述评

赵生群先生从事《史记》研究三十多年,成果丰硕。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领域:其一为太史公研究,考证司马谈作史、太史公为官名、补证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其二为《史记》断限与续补研究,考证《史记》记事讫于太初及《史记》亡缺与续补;其三为《史记》取材研究,考证《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所载史料不可尽信、司马迁所见书;其四为《史记》编纂体例研究,重点考论《史记》体例、述史框架、《史记》书法、史学理论、纪传体与传记文学;其五为《史记》及三家注文本整理,最大成就即主持修订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

《全宋诗》之司马光、范纯仁、赵鼎臣、赵鼎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的《全宋诗订补》、张如安的《〈全宋诗〉订补稿》。但司马光、范纯仁、赵鼎臣、赵鼎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史记》“赵氏孤儿”:家臣阶层的历史叙事

《史记》“赵氏孤儿”故事与《左传》所载“原、屏之难”相比,在叙述视角、祸因阐释、思想倾向、历史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种改变不能简单理解为虚构,而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赵氏孤儿”反映了春秋晚期家臣阶层兴起的社会现实,是由家史建构出来的历史文本,张扬的是家臣阶层特有的忠义政治伦理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收录“赵氏孤儿”故事,主要是认同其政治伦理观念以及“天命论”史学思想。

“赵氏孤儿”历史书写的美学剖析--兼论历史的“客观性”

《史记·赵世家》中关于赵氏孤儿的叙述,可作为《史记》具有历史美学特质的一个范本,蕴含着司马迁著史的高度人文关怀和深厚的道德伦理力量,对中华大众及民族精神之培育产生的影响至今仍在继续,这也是赵氏孤儿得以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如黑格尔所言,"客观性"不应拘泥于"它是否符合外在的历史细节",而应当更加重视内蕴的"真实",即表达人类对于美好生活和自由意志的追求,这也正是司马迁历史叙事的"意蕴",然而,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后世史家仅仅注意到了对史公"外在历史细节"的"客观"考订而质疑其历史真实性,却忽略了司马迁的意蕴也是一种"客观"。实际上,司马迁的意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内蕴了足以净化人类心灵,提升人类品质的内容,与"细微末节"的客观相比,这种客观的价值更高。

人生选择与生存意志——《赵氏孤儿》的叙事内驱力

"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源远流长,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面对《史记》所记载的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故事,选择了《赵世家》的记载为其杂剧作品的框架。本文认为,正是司马迁和纪君祥笔下的主角程婴在生死关头所做的忍辱负重的人生选择及其生存意志,使这一人物与两位作者紧密相连,并成了使一段极易被淹没的历史故事得以生长为戏剧名著的内在驱动力。对于司马迁和纪君祥而言,他们在各自境遇中对所失去之物和世界的"哀悼"与"忧郁"是他们的创作症候,使这部杂剧作品体现出"遗民"作品的特征,并在后世从王国维那里得到了更为激烈的呼应。

三国寿春之战新探

寿春之战为三国末期影响深远的一场大规模战役,此战缘于“魏臣”诸葛诞与“权臣”司马昭政治上的根本冲突。司马昭善用“人谋”,占据“天时”之利;诸葛诞内部矛盾重重,东吴救援不力等因素为诸葛诞败亡的深层次原因。此战不止是魏国内部政治斗争,还是涉及魏蜀吴三国,事关三国全局的一场重大战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史记・赵世家》中的神异之事

对于《史记·赵世家》一篇,前人本着求实征信的态度,认为其史料多采传说异闻,乃司马迁妄作。其记事又多与《左传》《史记·晋世家》不合,不足为信史,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史家的共识。然这样的考证,无法解释《赵世家》多载神异梦幻之事的原因,也无法弥合《晋世家》和《赵世家》之间的差异。故结合《晋世家》中的相关材料,来探讨《赵世家》,进而解释《赵世家》多录神异梦幻之事的原因,理应成为解读《赵世家》的一个角度。如此可以发现《赵世家》中的神异记载不仅体现了司马迁"尚奇"的倾向,而且也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

论司马迁对兵学文化的贡献

司马迁看到了军事在社会发展、朝代更替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在《律书》提出"兵不可以偃于天下",批判了世儒的"猥云德化";他认识到军事理论之重要,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司马法》的著者司马穰苴等立传;记载姜太公、孙武、孙膑、田单、张良、韩信等诸多军事家的英雄事迹,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为军事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刻认识和理解司马迁在军事方面的"一家之言"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

司馬遷與《過秦》篇

司馬遷編著《史記》,全文引述賈誼《過秦》篇,有含而未申之義。參考北大漢簡《趙正書》等出土文獻,可知《過秦》所述史事别有所據,與《史記》多有牴牾。司馬遷對這些牴牾之處未加删削,也不像對待一般作品那樣將《過秦》篇置入作者的列傳,而是收録在抒發己見的'太史公曰'中,有意假借賈誼的文字,寫出對武帝晚年政局的批評和重蹈亡秦覆轍的憂慮。這樣的表達方式,受到《詩》《書》《春秋》等古代經典的影響,切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更與司馬遷本人的遭遇和心態緊密聯繫,體現了《史記》寫作中個人化的一面。

试论朝鲜赵斗淳对司马光易学的接受及其途径

朝鲜时期士人赵斗淳认为北宋司马光于人君三德"仁明武"中尤重"武",这与北宋以降士人以《中庸》"知仁勇"之说解读"仁明武"的观念颇为异致。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引《易》论"刚",与司马光《易说》的重武倾向相呼应,对赵斗淳颇有影响;除此之外,赵斗淳还吸收了朝鲜儒学界对朱熹"刚果"说的继承和发展。通过上述途径,赵斗淳间接地接受并强化了司马光《易说》的尚武倾向,形成了宋臣"惓惓于武"的说法。

从《赵正书》等出土文献看司马迁的秦史书写

《赵正书》与汉代以前“小说家”所具有的“言辞浅陋、内容荒谬、托古言事的寓言”等特征并不相符,是否为“小说家言”并不能否定《赵正书》作为“宝贵新史料”的事实。《赵正书》李斯狱中“七宗罪”上书当为《史记·李斯列传》李斯狱中“七宗罪”上书的上位材料,从中可以窥见司马迁秦史书写中的“文本控制”情况。而司马迁对同一事件书写所依据材料的不同,“言优雅者”未必是真实可靠的材料,由此所带来的“文本失控”状态可能掩盖了一些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