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体制变迁与成长深化难题——1949年前后孙犁的“创作瓶颈”考论

孙犁1949年前后的小说创作面临着自我转型和风格调整的难题。他试图打破早期创作形成的道德审美化写作模式,但无论在现实书写、抒情风格调整还是人物塑造以及长篇写作上都遇到了困难,也遭遇了批评话语的质疑。孙犁的创作瓶颈既源于自身,又来自时代。他个性的柔弱与文学准备的不足限制了其文学雄心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制度的变迁又使他的写作面临巨大的评价压力,创作的深化与自我的成长便成了难题。

佚文《新舞台的角色》和北平时期的孙犁

《新舞台的角色》发表在天津1934年11月12日、15日、20日的《益世报》第14版上,是孙犁的佚文。它与《北平的地台戏》一起,开启了孙犁对话剧大众化问题的思考。这篇特写对进步话剧演员进行了介绍,突出了他们鲜明的时代特征:个性张扬、演技精湛、多才多艺,是真正为民众、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与旧戏演员有着本质的区别。北平时期的孙犁,关注时代进步、追踪文艺新潮,所写文章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左翼文艺青年的特质。在以后的革命和文学生涯中,这种特质若隐若现,最终铸就了一个独特的孙犁。

孙犁散文的文学性追求

孙犁曾尝试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努力开拓散文的文学性空间,成为现代散文史上出类拔萃的“散文文体家”。孙犁的文学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自叙传传统,以突出的个性闻名于世,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追求“真情”“真相”,不惧外部纷扰,体现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拥抱和对人生丰富而深切的理解。孙犁还是出色的散文理论家,其散文理论和写作实践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他在五四以来散文思潮背景下思考散文写作和发展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整合中,为我们勾勒了散文文学性的基本特征。孙犁六十年的散文活动,体现了他接续传统的自觉,文体创新的自觉,理论建设的自觉,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不朽地位。

战时经验与孙犁抗战小说的美学创造

孙犁的文学生涯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生活经验既是孙犁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其抗战小说风格形成的基本背景。孙犁的抗战小说大多关注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而较少涉及战争场景,并形成了舒缓的美学风格,这与晋察冀的敌后战斗环境,以及他在根据地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联。战争时期的记者生涯,直接催生孙犁的文学创作,其最初的创作经历了从通讯、速写到小说的演变历程,战时通讯的文体要求也限制、影响了孙犁抗战小说的文本风貌。敌后抗战带来的时空变化影响了作家的主体感知,行军迁移中的空间转换在其小说中形成了平原—山地的叙述结构。而游击战争的夜间活动,促发了孙犁笔下“星月”意象的频繁出现和战时书写。回到作家文学起步时期的原生环境,可以进一步打开孙犁抗战小说的经验脉络和历史细节,理解孙犁文学风格和文本面貌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岭南经方家黎庇留、易巨荪运用温阳法特点探析

黎庇留与易巨荪是近代岭南著名经方家,分别著有临床医案著作《黎庇留经方医案》和《集思医案》。通过研习此两本医案,发现两位医家均重视阳气、善用温阳法,且学术思想相近,具体表现为:方证辨证,在运用温阳法时尤为突出,不仅据证定方,还根据方证病机延伸经方的应用范围;注重望神,通过望神辨知脏腑阳气虚损情况;重视胃气,以胃气知阳气、判病势;强调守阳,通过守方、守法以守阳;阴阳两伤,以补阳为要,补阳可化阴,阴分可渐自生。黎庇留与易巨荪两位医家重温阳、善温阳,其有别于岭南多数医家忌用温法的治疗思路,可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借鉴。

地黄梓醇调控ATDC5软骨细胞的衰老

背景:课题组前期体内、体外研究结果表明地黄梓醇能够显著降低膝骨关节炎大鼠滑膜组织中炎症指标水平,同时能够延缓膝骨关节炎进展,但是否通过影响软骨细胞衰老进而延缓膝骨关节炎的进展尚未明确。目的:探讨地黄梓醇能否调控ATDC5软骨细胞衰老及可能的机制。方法:将ATDC5软骨细胞分为空白组(0.1%牛血清白蛋白)、模型组(0.1%牛血清白蛋白+1μmol/L阿霉素)、地黄梓醇低剂量组(0.1%牛血清白蛋白+1μmol/L阿霉素+20μmol/L地黄梓醇)及地黄梓醇高剂量组(0.1%牛血清白蛋白+1μmol/L阿霉素+80μmol/L地黄梓醇)。应用阿霉素诱导构建ATDC5软骨细胞衰老模型,按上述分组予以对应的处理。CCK-8法检测地黄梓醇对ATDC5软骨细胞活力的影响,筛选地黄梓醇最佳给药浓度。相应处理后应用β-半乳糖苷酶染色法检测各组ATDC5软骨细胞衰老情况;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相关基因表达(P21、P53、Ⅱ型胶原、基质金属蛋白酶13、白细胞介素6);Western blot检测P21、P53、Ⅱ型胶原、基质金属蛋白酶13、白细胞介素6的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法检测P21、P53和Ⅱ型胶原表达情况;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结果与结论:(1)经鉴定成功诱导ATDC5软骨细胞并诱导衰老模型;(2)地黄梓醇浓度在0,20,40,80μmol/L时对细胞活力均无明显影响,提示地黄梓醇对细胞无毒性,可安全使用(P> 0.05);当浓度≥100μmol/L时,细胞活力降低,提示可能存在毒性,故选择80μmol/L作为高剂量进行后续实验;(3)与空白组β-半乳糖苷酶阳性细胞百分率(17.32±0.72)%比较,模型组(86.93±2.18)%显著升高(P <0.05);与模型组比较,地黄梓醇低、高剂量组(57.28±1.73)%、(27.18±0.97)%均显著降低(P <0.05);(4)与模型组比较,地黄梓醇低、高剂量组的P21、P53、基质金属蛋白酶13、白细胞介素6 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下调,而Ⅱ型胶原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上调(P <0.05),高剂量组更为明显(P <0.05);(5)与模型组比较,地黄梓醇低、高剂量组的P21、P53荧光信号均显著减弱,而Ⅱ型胶原的荧光信号显著增强(P <0.05),高剂量组更为明显(P <0.05);(6)经Annexin V/PI法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的凋亡情况无明显变化(P> 0.05);与模型组比较,地黄梓醇低、高剂量组的凋亡指标均显著升高,且以高剂量组更为明显(P <0.05);(7)提示地黄梓醇能够通过促进衰老的ATDC5软骨细胞凋亡,进一步清除衰老的ATDC5软骨细胞,降低衰老相关表型进而延缓骨关节炎的进展。

“永远的先锋”:谍战的外壳与哲思的肌理--论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破界书写

孙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图》打破了其创作史的书写惯性、读者对先锋作家的审美期待以及红色革命题材的书写方式,对于孙甘露而言,正是因为不断的“破界”,才能有“永远”的先锋。孙甘露在形式和肌理层面赓续其“先锋”的写作理想。于形式层面而言,作者借谍战小说的叙事形式将讲述复杂故事的叙事能力进行再复活,同时以一种“节制”“均衡”的书写方式来中和广袤而又迅速的压力流与矛盾和。对形而上哲学问题的思索是融入小说肌理式的存在,革命历史题材为其表达抽象哲思提供了向心力,从而实现了小说抽象思辨与诗性表达的有机交融。

孙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孙犁研究虽已相当成熟和深入,但成熟的研究范式和丰富成果也使目前的研究存在观点固化和视野狭小的问题。总体看,孙犁研究随时代进程展现出阶段性变化,1950—1970年代的研究一方面突出政治立场与阶级观念,一方面又以批评化方式总结出孙犁抒情、诗意化的文学风格;1980年代的孙犁研究着重对作家主体和文学本体的分析;1990年代的研究及时跟踪孙犁的晚年写作;21世纪以来的孙犁研究形成孙犁与革命之关系、新老孙犁的转变、晚年孙犁等几个研究热点和对话框架,显示出孙犁研究的主要走向。孙犁研究的突破首先需要“历史化”视野,对其创作过程进行整体性考察;其次在材料的使用上,要细读文本,发掘已有材料包蕴的文学史问题,同时要借鉴新见史料,发掘与孙犁相关的文献资料;最后需要新视野的引入,如对孙犁的外部研究及其阐释史、接受史的研究。

奠基:中共建党先驱与国民党人的早期合作

中共二大是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建党前夕,即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合作。李大钊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付诸实践,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革命,这成为中共建党先驱们的共同理想。但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均缺席了中共一大,致使中共一大作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一较为极端的规定。根据列宁的殖民地和民族革命思想,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终确定了统一战线方针,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早期合作,为党的二大制订统一战线战略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

孙犁抗战小说的鲜明个人风格,奠基于他同时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些作品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为审美主线,深度呼应了中国文学“征夫-思妇”母题的征戍抒情传统。其中“抗属家务事”叙述深刻而丰富地体现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古今意涵及其和合共生关系;“战地儿女情”叙述则以“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和“得胜回头”式跨时空怀想,表现出“拟征夫-思妇”的深层思维路向。“征夫-思妇”征戌抒情传统既有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农业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文明史基础,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艺术优势,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就建立在这雄厚的基础之上。

孙犁北平生活、工作相关问题辨正

孙犁本人对在北平的生活、工作记录多有矛盾和不实之处,经考证,我们还原了他这一段的情况。孙犁1933年6月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半年。1934年春,到北平闯荡,住宣武门内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想以写稿为生,但投出的稿件大多泥牛入海,入不敷出,生计都成了问题。期间,曾接父亲要他考邮局职员的信,因英语口语差,应考未中。父亲托关系让其到北平象鼻子中坑小学工作。年末,以到济南为借口辞职回乡。在家待业半年,1935年夏,又由父亲托人安排到北平市政府工务局第四科登记股任书记。11月,被辞退。半年后的1936年夏季,接到侯世珍等同学的邀请信,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

孙犁、茅盾的互动关系考论

中学时代,孙犁通读了茅盾的全部作品,就《子夜》写了书评,肯定了《子夜》的价值。茅盾对孙犁的作品比较熟悉,也了解孙犁风格的意义,并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孙犁的肯定。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提及孙犁,且对他的风格表示肯定,给了处于“病中”的孙犁一剂“良药”。茅盾去世后,孙犁在很短时间内连写了两篇悼念文章,在他的范围内,给了茅盾最高的尊崇。

冷与热,直与谅——孙犁晚年忆旧文章片论

孙犁晚年文章,忆旧类居多,除怀乡思亲,便是回忆友朋故旧,后者背景主要在“进城”以后,所写人物,或为同窗旧友,或为同事同行,时代色彩重,人物刻画生动,表达意蕴深刻,充满历史与自我反省意味,语言炉火纯青。这些文章,构成鲜活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

编辑家孙犁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孙犁既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编辑家。革命根据地时期,孙犁热心于业余文艺作者的稿件编辑,出版文艺写作指导书籍,着力培养文艺通讯员和新人作者。新中国初期,孙犁扎根《文艺周刊》这一边缘化的编辑岗位,坚守其独具特色的编辑理念,积极参与文学新人培养实践,培养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工人作家和乡土文学作家,为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革命叙事中自我表达的可能与限度——从《铁木前传》六儿形象塑造看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

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六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形象,摆脱了革命文学塑造人物的窠臼。孙犁在六儿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表面上是顺应了时代话语批判着六儿,但在文本内部又潜藏着对六儿的理解与欣赏。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起源于孙犁意图在革命叙事主流话语中隐晦地表达自我的个体价值观。但个体价值观的自我表达与革命叙事表达却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牴牾,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事裂缝。革命叙事裂缝中的“自然人”六儿与孙犁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一种镜像互动,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人物形象,更成为透视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

孙犁的文学“风景”与晋察冀抗战经验

受“纯文学”研究思路影响,孙犁文学往往被视为个性主义抒情、疏离革命政治的典型。不可忽视的是,孙犁的创作植根于晋察冀抗战语境,构成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具体到孙犁抗战文学的“风景”,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技巧或审美风格,而是包含着华北抗战的历史、意识形态以及作家自身文学观的生成过程。孙犁不仅擅长描绘白洋淀水乡的优美,也多写阜平山地的壮美,其中沉淀转化乡土家庭观念、建构军民共同体等历史经验。从温婉水乡到险峻山地,自然风景发生变化,但孙犁看风景的“认识装置”不变,一直表达对家园故土的眷恋、对故乡人民抗战精神的赞美。

原生家庭理论视角下的孙犁

作为一个用真性情写作的作家,孙犁及其创作受到了来自原生家庭的持久影响。父亲的温厚有礼,母亲的朴素热心,影响着孙犁谦和人格的形成;自幼体弱多病,幼年时父亲的不在场,以及成年后外部事件的刺激,催生并加剧了孙犁的忧郁气质,使他敏感内向、多愁善感,乃至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也正因了这种与文学紧密缠绕的忧郁气质,成就了“白洋淀派”清新柔美风格的著名作家孙犁。

孙犁散文的冀中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文化元素包括特定地域的语言、历史、民俗风情、生活方式及当地人民的文化性格等多方面内涵。孙犁的散文即包含了大量的冀中地域文化元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建筑了孙犁散文超越时代的恒久的艺术魅力。对孙犁散文的冀中地域文化特色进行深入分析,不仅能进一步深化对孙犁创作的理解,而且对河北地域文化甚至燕赵文化的弘扬和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人物评价认知背后的亲缘派系网络小议

从文本解读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其局限在于文本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语境,因为亲缘派系网络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如《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李鸿章在对日主和、联俄两大问题上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孙乃主和人物。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亲缘派系网络亦并非可以套用解释所有问题,这可以从孙宝瑄与陈璧的矛盾关系等例子中看出。

“阶级”视域中的人性言说——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

本文探究了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认为孙犁在文学世界中塑造的各类人物实质上都在诠释“无产阶级人性”的内涵:民族美德是其人性内涵的核心,道德崇尚是其人性建构的价值取向。孙犁的这种人性建构方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显示了其应有的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