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基于SV-TVP-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张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模型)实证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传递效应的时变特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递过程在不同时点存在着明显差异,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不仅不完全,而且存在一定的时滞;自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沿着商品价值链的方向呈依次递减趋势。

我国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最优储蓄率——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模拟与SV-TVP-FA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储蓄率具有宏观经济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效应方向相反。本文首先基于DSGE模型模拟分析我国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效应,进一步通过扩展的索洛模型求解以经济稳态增长为目标的最优储蓄率,并运用SV-TVP-FAVAR模型比较分析实际储蓄率和最优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实际储蓄率长期高于最优储蓄率,实际储蓄率存在帕累托改进;(2)实际储蓄率和最优储蓄率均具有宏观经济效应,效应维度和效应极值存在差异;(3)最优储蓄率为产出的帕累托最优,实际储蓄率为通货膨胀的帕累托最优,"储蓄率走廊"可能为宏观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新常态下,高储蓄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典型化"事实,中央银行可以考虑将"储蓄率走廊"系统纳入储蓄政策框架。

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会因时间、地域等差异,产生不同的调控效果。本文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 Model),应用该模型研究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内陆八大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性影响,适度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及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更为敏感;其次,虽然对于大部分经济区而言,紧缩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能够较好地引导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于东北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适度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则更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总体来看,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持续时间更长,但二者长期效应都不显著,针对中国不同经济区的差异化特征,灵活使用货币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中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价格时变效应——基于CPI与PPI“虚假背离”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CPI与PPI多次出现背离式增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通过构建SVTVP-FAVAR模型,利用三维脉冲响应分析货币政策对CPI与PPI的时变效应及CPI与PPI相对背离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具有价格效应,效应维度、效应极值与经济周期、价格指标有关;因此,从CPI与PPI背离的宏观经济效应看,CPI与PPI的阶段性背离实属"虚假背离",并未带来"外部不经济"。新常态下,中央银行应充分认识CPI与PPI的背离态势,破解物价调控失效的"货币政策之谜"。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金融结构市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通过扩展包含金融结构的非平衡增长理论模型,探寻金融结构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和SV-TVP-FA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金融结构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市场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这一传导机制具有阶段异质性:在该影响机制的第一阶段,金融结构市场化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延时特性,且影响强度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在该影响机制的第二阶段,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较为显著和稳定。本文从金融结构调整的角度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

中国经济波动分解及异质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响应机制

文章通过构建随机扰动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结构性及周期性因素分解,在此基础上给出异质性货币供给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特征。得出以下结论:结构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34.12%,周期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65.88%,两种因素的影响效果明显不同;样本期内,货币政策变量具有3个转折点,分别为1961年、1978年及1996年;不同经济波动成分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经济状态也会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存在影响。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解析与动态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条件的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依次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理论解析和动态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贸易条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弹性的高低,当贸易弹性较高时,贸易条件恶化尽管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对消费和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2)货币政策目标对贸易条件变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相比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贸易条件恶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相对较小,并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下降。

“双支柱”政策框架下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有效组合研究

“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组合是实现“稳增长、防风险”双重宏观调控目标的关键。以往的常参数计量模型无法捕捉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调控目标下宏观调控效果的时变性特征,为此,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两个层面对货币政策及宏观审慎政策的三维脉冲响应进行分析,并对不同货币政策与不同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对比,从而探索经济与金融双重特定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应实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政策组合,宏观审慎政策应实施以资本类宏观审慎政策为主,流动性类宏观审慎政策为辅的政策选择,货币政策应实施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选择。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基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在扩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利用SV-TVP-FAVAR模型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当引发原因为金融危机时,提高经济建设支出和卫生支出比重的结构优化方向更有效地促进经济恢复,而当引发原因为新冠疫情时,提高卫生支出和文教支出的比重更有效;在经济恢复时期,提高文教支出和卫生支出比重的结构优化方向对经济增长调控更有效;在经济平稳时期,提高经济建设支出和文教支出比重的结构优化方向对经济增长调控更有效。

稳增长目标下宏观债务风险研究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债务率攀升,经济增长无法摆脱对债务的依赖,为此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典型时期和连续时期实证研究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旨在探究稳增长目标下中国宏观债务风险问题,为防范债务风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居民债务对经济增长短期具有促进作用而长期呈现抑制作用,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短期与长期均呈抑制作用,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风险较高;在经济平稳时期适宜采取居民部门债务扩张政策,适度降低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水平,在经济剧烈波动时期应谨慎提高居民债务水平,加大力度降低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反弹背景下,应适度提高居民部门债务,注意防范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风险。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基于中国1978—2019年时间序列数据,创新性地运用TVP-SV-FA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在时间维度和响应维度上均具有较强的动态时变特征,在时间维度均呈现出“W型”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过程,两者波动趋向同步,而在响应维度方面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呈现出“倒U型”的响应过程,后者呈现出“倒S型”的响应过程;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始终具有逆向调节作用,而对经济增长短期内具有阻碍作用,中长期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在不同社会保障改革阶段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且同一阶段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与持续期亦存在显著差异。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结构性传导与行业异质性

本文运用我国37个工业大类行业PPI数据构建TVP-SV-FAVAR模型,实证研究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下游价格、不同类型行业传导的结构性特征及其行业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PPI和CPI均产生了影响,我国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强度从上游行业到下游行业依次递减,对能源资源密集型行业的传导强度最大,其中上游能源开采类行业的传导系数最高,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传导强度次之,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传导强度较弱。输入型通货膨胀更多向生产环节传导,向流通环节的传导强度弱化,但是会推升流通环节成本降低企业利润。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具有明显的顺周期和“易涨难跌”特征,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阶段的传导强度最大,在平稳阶段的传导强度次之,在下跌阶段的传导强度最弱。我国经济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背景下,政策调控应把握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结构性特征,据此开展分类调控、精准调控、依时调控,综合平衡“稳增长”和“防通胀”目标,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动态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双重视角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频繁转换及其溢出效应的不确定性给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政策调控带来严峻挑战。通过构建具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TVP-SV-FAVAR)模型剖析美联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美联储量价两种类型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具有典型的异质性、非对称性与时变性特征,我国应从多方面系统防御美联储货币政策不良溢出效应。

中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结构视角

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从操作目标向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传导主要通过广义信用渠道。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三个信用扩张渠道,实证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货币政策在广义信用渠道方面的传导仍然以信贷为主,表外融资次之,直接融资效果最弱;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向广义信用的传导力度和速度均有明显改善,应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利率并轨和实质上的市场化。基于此,对中国货币政策的量价转型从"总量-结构"的功能性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价格为主、参考数量"的货币政策量价搭配调控范式。

货币政策对制造业次级行业的动态传导效应——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

去杠杆政策下,不同行业的信贷资金风险因生产要素、行业规模差异表现出异质性,研究货币政策的行业非对称性可以为分行业差异化去杠杆提供依据。本文构建TVP-SV-FAVAR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工具对制造业不同要素密集型次级行业的动态传导效应和非对称效应,发现:(1)货币供给政策的行业非对称性较明显,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拉动效应,对其他要素密集型行业的调节效果不符合预期;(2)利率政策具有动态传导效应,紧缩性利率政策于2008年由正转负,扩张性利率政策具有周期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供给政策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时变效应存在差异;(3)相比货币供给,利率政策的作用力度较小,体现出微调的特征;相比紧缩性政策,扩张性政策效应更加持久。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技术创新

经济高度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是否会影响中国技术创新?基于进出口贸易以及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渠道,运用TVP-SV-FAVAR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构成影响,且呈现时变性特征。自美国特朗普政府赢得大选以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性上升对中国技术创新形成的抑制效应尤为显著。鉴于贸易与长期国际资本是国际先进知识技术向中国溢出的重要载体与传导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常态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降低了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以及长期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入。

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中国金融条件指数测度

金融条件指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金融状况,但以往的金融条件指数构造存在较高的模型依赖问题,基于不同方法所得到的金融条件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为降低模型依赖的影响,文章引入TVP-SV-FA-VAR方法对金融条件指数的构建进行优化,并对中国的金融条件指数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2004—2018年中国的金融条件指数总体而言仍处于高位,其波动处于一个窄幅震荡的区间。

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研究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对于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基于三维脉冲响应结果构建波动指数,首次从实际数据层面量化人民币国际化冲击引起不同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波动程度。研究结果发现:(1)重大突发事件时期,系统性金融风险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2)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效应,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利影响;(3)人民币国际化冲击引起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波动最大。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并利用SV-TVP-FAVAR模型对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阶段变迁和政策效果进行测度,考察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和政策特点。研究发现,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发展路径经历了五个阶段,其功能由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逐渐向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渡,政策影响具有中长期特点,且利率及信贷渠道是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具备一定程度的市场化特点。未来应从常态化发展、整合政策框架、提高政策效率、加强与积极财政政策配合四个角度,对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创新和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